口增長

得益於這些政策和其他相關措施，會昌年間，唐代的戶口數量顯著增加，相比安史之亂期間翻了一番以上，人口也逐漸恢復並呈現出穩定增長的趨勢。這也表明，唐武宗李炎時期實施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改革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促進了社會的繁榮與發展。

綜上所述，武宗在會昌年間推行的經濟政策，不僅有效提升了官僚隊伍的廉潔性，還加強了邊防儲備，為國家的安全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同時，這些措施也促進了經濟復甦和人口增長，使得唐朝在經歷了長期動盪後開始重現生機。

文化方面

自會昌元年（841年）起，唐武宗李炎在李德裕等人的建議下開始了一系列針對佛教和其他外來宗教的改革措施。首先，朝廷淘汰了部分僧尼，並拆毀了大量小寺、山房和蘭若等非正式宗教場所，對僧尼的某些活動也進行了嚴格限制。

1.加強對僧尼的管理

會昌二年，唐武宗進一步加強了對僧尼的管理。他下令遣返“保外無名僧”，禁止設立“童子沙彌”，並且要求原從事雜工或不守戒律的僧尼還俗。此外，武宗還規定僧尼不得無限佔有奴婢，每位僧人限留一名奴隸，每位尼姑限留兩名婢女。這些措施也是為了規範宗教人員的行為，減少寺院經濟對社會資源的佔用。

會昌三年（843年），唐武宗廢除了摩尼大慈恩寺，處決了摩尼教僧侶，並沒收其財產。翌年，他下令禁止供奉佛牙，並拆毀各地的普通佛堂和村邑齋堂，勒令相關僧尼還俗並送歸原籍。

2.大規模滅佛運動

從會昌四年（844年）二月開始，唐武宗李炎頒佈了一系列更為嚴厲的規定，包括禁止供養佛牙，嚴禁在特定寺廟如五臺山、普光寺、終南山五臺寺、鳳翔府法門寺等地供奉佛指骨，違者將受到杖責處罰。至會昌五年（845年），更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展開：

- 還俗命令：起初規定40歲以下僧侶全部還俗，隨後擴大到50歲以下，最終連50歲以上沒有祠部度牒的僧侶也被迫還俗。甚至天竺和日本來的求法僧人也不得幸免。

- 寺院裁撤：全國上州僅保留一所寺院，下州則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最初允許保留十所寺院，每寺僧侶10人；後來改為各留兩寺，每寺限留僧30人。京師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莊嚴寺。

- 財產處理：拆毀寺院所得金、銀、銅交由鹽鐵使鑄錢，鐵則用於鑄造農具。還俗僧侶被編入國家的納稅戶，外國人則遣返回國。

影響與後果

這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共拆除寺廟4600餘所，拆招提、蘭若4萬餘所，26萬餘僧尼被迫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擁有的良田數千萬頃及奴婢15萬人。同時，武宗還取締了其他外來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聶斯托利派基督教）和回教（伊斯蘭教），撤毀所有相關寺廟，驅逐或強制還俗相關人員。

動機分析

唐武宗採取這些措施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 經濟考量：佛教寺院規模龐大，不參與國家賦稅體系，這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損失。過多的僧侶減少了勞動力，影響農業生產和社會穩定。

- 個人信仰：武宗本人更傾向於道教，即位之初便召道士趙歸真等人入宮修道場，並親自受籙。一些道士利用這一機會鼓動滅佛，提出了關於“黑衣天子”的讖言，暗示佛教會對李唐皇權構成威脅。

- 政治合法性：有觀點認為，唐武宗透過崇道抑佛來鞏固自己的皇位合法性，因為道教具有皇家宗教的特質，能夠強化敬宗法祖的形象。

後續發展

儘管會昌法難對佛教造成了沉重打擊，但並未徹底消滅佛教勢力。唐武宗李炎離開後，他的後繼者唐宣宗李忱，不僅恢復了佛教的地位，還杖斃了之前參與滅佛的道士趙歸真等人。因此，會昌法難更多地是一次行政手段下的宗教改革，而非完全的宗教滅絕。佛教在一些半割據的藩鎮地區仍然得以儲存，從而為後來的復興奠定了基礎。總之，會昌法難是唐代宗教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不僅改變了當時的宗教格局，也反映了統治者對於國家治理和宗教關係的複雜思考。

會昌時期的民族與對外關係

會昌年間，唐朝的外交活動十分活躍，展現了其作為東亞強國的地位和影響力。會昌二年二月，牂柯（位於今貴州一帶）和南詔（位於今雲南地區）派遣使者前往長安朝貢，表明了這兩個南方政權對唐朝的臣服和友好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