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

張儀以為，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而巴蜀西闢之國，得其地不足以利。伐韓謀二週，然後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司馬錯卻認為，以秦攻巴蜀，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而攻韓劫天子，惡名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秦國危矣。

秦遂借苴侯求援之機滅巴蜀苴。

三十多年後，秦攻楚黔中郡。司馬錯帥秦師經石牛道入蜀到達巴地，然後從黔江進入主幹烏江，秦軍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一路進逼黔中郡，不止行軍速度快，還大大降低了行軍的勞累，因此秦軍得以在眾多的有利條件下實現了“奇襲”的戰術，最終順利攻佔了楚國黔中郡。

對楚國而言，黔中的丟失直接危及楚國郢都的安全。黔中郡緊鄰著楚國郢都，一旦黔中郡失守，楚國郢都的西部則門戶大開，秦軍繼續向東就能兵臨郢都，與郢都隔江相望。

此戰，楚頃襄王還被迫割讓上庸和漢江以北的土地給秦國。

又數年後，楚頃襄王欲約合縱而伐秦。秦先發制人，秦將白起帥師沿漢江東下，水決鄢陵，進而攻入郢都，楚國被迫遷都。

歷史證明了司馬錯超凡戰略眼光的準確，楚國也為坐視秦滅巴蜀而付出了慘重的教訓。

其後，李冰父子修都江堰，蜀地遂成天府之國，為秦一統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前塵之往事，後世之殷鑑。

政事堂中，楚國政要齊聚一堂。令尹昭陽、上柱國田忌、大司馬沈衍、軍謀司鶡冠子、諜報司雲無心、左司馬昭雎、右司馬屈匄、外尹杜赫、蘇秦、尚書屈原以及府兵衛將軍景翠、甘茂、昭滑、魏榮、唐眜、青山等人。

熊槐坐定，環視一週後說道：“政事堂難得集齊我大楚重臣武將！今日召集諸卿，所謂者巴蜀也。其因蜀王無故伐苴。苴不敵，其侯奔巴，巴亦不能敵蜀，是故苴侯欲借楚軍抗蜀。遙想寡人即位之初，曾有謀巴蜀之言。時也勢也，當今之形勢與數年前相比最大不同，在秦已偃旗息鼓。寡人以為，此正謀巴蜀之良機。諸位以為然否？”

底下一片沉寂。

“大王，先是十萬大軍函谷關攻伐年餘，又有十萬大軍於武關、商於連續作戰，再有數萬大軍平定百濮，兩年間我全國之兵未曾休整，人疲馬乏至極。且巴蜀西闢之國也，窮山惡水，反覆無常，與蠻夷無異，可伐不可治，得地亦無利。再者，此前之謀巴蜀，乃恐秦國搶先吞併巴蜀之地，其後順江而下威脅我巫、黔中二郡。大王所憂者唯秦耳，而今秦已偃旗息鼓，且我據武關、控扼商於通道，十年內秦並巴蜀已無可能。臣所憂者，齊、魏也。楚勢之強，諸侯深忌之。若此時伐巴蜀，齊、魏趁機約縱伐我，我又當如何卻敵？是故，臣以為眼前最重要是休養生息，三年後巴蜀可伐。”最先表態的是昭陽。在軍事上，昭陽一向比較激進，按照他以往的風格，熊槐以為他會第一個支援自己，沒想到他卻是第一個反對自己的。

不過，熊槐也很欣慰，畢竟昭陽是從全域性來考慮的，而不是單純考量軍事的利弊。

熊槐不置可否，他又看向其他人。

鶡冠子微微一笑，說道：“令尹之言甚為周全，然臣以為，伐巴蜀，無須傾舉國之力。即便齊、魏伐我，其背有燕、趙牽制，必不能盡全力，以我府兵之戰力，當無虞也。機不可失，焉知三年後我還有伐巴蜀之良機？”說完他向昭陽拱拱手。

昭陽不以為杵，繼續說道：“鶡冠子勿忘秦國也！齊、魏若不能制楚，則必放秦師出函谷！齊、魏、秦連橫，南北相隔，其若伐燕、趙，我又當如何處之？”

鶡冠子微楞，昭陽所言確是問題。齊、魏、秦若合兵伐楚，楚可向燕、趙求援。其若反其道而行，先削弱楚之盟友，楚必不能坐視。屆時，楚軍勢必要雙線作戰，對於連續征伐的楚國來說，壓力也是不小的。

熊槐眉頭緊皺，看來他也想得簡單了。天下諸侯無易與之輩，稍有不慎，必然步秦國後塵，須得謹慎。

“函谷關埋骨數十萬，關東各國費盡千辛萬苦方得破關，若再放秦國出關，豈非前功盡棄？”沈衍問道。

“秦國衰落已成事實，即便還其函谷，只要其一日不奪回武關，其必不會與齊、魏反目。況且有張儀在魏，說服魏王這個糊塗老兒，亦不無可能！”昭陽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