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違背軍令狀，放了曹操。

諸葛亮需要依法治軍，“拉下去，斬首！”

劉備慌了，說道：“我兄弟三人，義同生死。關羽重義，放了曹操，懇請軍師寬宥一回，下不為例。”

諸葛亮當真殺了關羽？不會，他也知道劉關張手足之情。後來，關羽義釋黃忠，奪了長沙，黃忠死心塌地的跟隨劉備。

黃忠的忠不僅僅對於韓玄個人上的忠，其實韓玄的品格魅力極差的，但是人才有人才的道義，黃忠比魏延更受尊敬的地方就在於此。不能使其主而保其土，有何面目見人？黃忠知恥。這對於人才來說是很痛苦的，又像是站錯隊之後的一種懲罰！

黃忠加入劉備的陣營之後，從此，他不僅僅是忠於某個人，而且也是對漢室江山的忠，在日後的軍事生涯中直到死，無愧於先朝二十四代先帝。

對魏延的態度，我認為很不公平。魏延開啟江陵城門，納劉備進城，劉備又推三阻四的。魏延殺了聽信讒言的韓玄，開啟城門，納關羽。結果黃忠被禮遇，自己被諸葛亮罵：“此人腦後有反骨！”

這真是奇恥大辱！難不成劉備陣營當中，只確認關羽黃忠一類的拔萃人物才能加入團隊？魏延是人才，這是可以肯定的，曹操陣營裡面什麼人都有，孫權陣營裡面一直有投降派。因此，劉備一夥的組織文化欠缺相容性，用人機制欠缺文化上的相容和制度的保障，憑藉的像是哥們兒義氣。當初曹操在要不要殺劉備的問題上諮詢過郭嘉，郭嘉說：“殺了恐失天下人之心。”同樣的問題發生在諸葛亮對待魏延上，結果是劉備說：“軍師殺了恐失天下人之心哪！”作者羅貫中是有意抬高諸葛亮的未雨綢繆，未卜先知，卻不想反而貶低了劉備集團的整體素質。

忠是每個組織都需要的精神，但是“能”同樣是組織不可或缺的。只“忠”而“不能”又怎麼表達忠呢？只能不忠，隨時會為了個人私利而叛變，這種人是要不得的。但是忠和能需要在社會環境中體現，而人類的技術手段還沒有到能夠達到事先看清的程度。所謂諸葛亮多智近乎妖，未卜先知，是小說家的理想。是實踐中，我們需要一種制度，能夠用制度的規範去引導和吸引為一個事業目標的發展而舒展自己才智的大環境，使個人的目標發展和組織事業的發展能夠吻合。

魏延忠、或許不忠，但是我認為沒必要、也不能夠在確信他的忠的前提之下而發揮和運用他之所長。我只要設定好制度，就能使哪怕不忠的人也能為組織建設發揮積極作用。重視法家文化的諸葛亮以及有著決策權的劉備都沒有重視制度對人才約束而對不忠的防範作用，過於依賴個人的辨別能力。

這種認知上的短板，導致日後關羽在荊州問題上的處置，以及諸葛亮在馬謖失街亭問題，都埋下了沉重的隱患。

演義的故事不是關羽一個人在進行的，他需要成就他的人，和供他成就的社會環境。《三國演義》更不是某人某幾個人的傳記，而是從頭到尾都在抒發著“義”的情懷，不勝列舉，這裡只舉例。

許褚當年屬於黃巾英雄，被曹操錄用之後，頗得曹操信任，充任侍衛。中午，曹操在臥室裡睡覺，曹丕來訪，許褚不讓進去。曹丕說道：“汝欲間隔我父子情誼耶？”

“公子貴為世子，豈不知大王號令？無大王吩咐，雖世子不能隨意進出大王臥榻之所。”

曹丕恨恨而退。

曹操在臥室裡聽到了，嘆道：“許褚真忠臣也！”

曹仁來找許褚聊天，並請他赴宴，許褚說道：“閣下鎮守外藩，我為近侍，各司其職，你需要打聽什麼呢？我為什麼要和你套近乎呢？”

曹仁感覺很沒面子，但也沒辦法。

我深深的感嘆許褚的忠義，只知盡忠職守，不知有其他；人生簡單，卻能秉持原則。

曹操陣營的名將張遼，是關羽推薦的，包括徐晃在內，關羽和曹營中諸將都互相欽佩。可是，關羽看待東吳，卻十分藐視！正因為如此，被江東將領憎恨，認為關羽“向來藐視我江東諸將。”

對於江東將領，其實不容小覷。

合肥之戰，張遼率軍主動衝擊孫權陣營，孫權被打了個措手不及；隨後，甘寧率百人騎兵把曹操陣營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們都膽略可畏。

董襲於江上擂鼓，突然狂風大作，船將傾覆。有人勸董襲避之，董襲大呼：“兩軍對壘，將士視死如歸，有言避退者，我當先斬！”至始至終不肯退卻，船沉身死。

東吳可畏，關羽怎能掉以輕心？

益州發生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