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罰方式多樣，常見的有鞭刑、罰款或者關進地牢等，這和大明由官府統一審判、有較為明確的律法懲處不同，體現出不同政治體制下對違法犯罪行為處理的差異，英國是地方領主自治，大明則是朝廷統一的司法體系起主導作用。

在法國，中世紀晚期的法國，國王雖有一定權威，但地方上封建領主權力也不小，官員出行在不同領地範圍安全性不同。若有不法之徒妄圖劫持官員，那不僅會受到領主的追捕，還可能面臨國王的制裁，因為這涉及對王權的挑釁。法國對於此類嚴重犯罪的懲處往往較為嚴厲，可能會處以絞刑等極刑，同時還會沒收財產，不像大明會根據具體情況和是否有立功表現等來綜合判定刑罰，反映出不同國家在維護官員權威以及法律量刑方面的差異，法國更注重王權和法律的威嚴，大明則兼顧人情與實際情況。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其城市內治安由專門的執法隊伍負責，官員出行多是在城內處理商業事務等情況。威尼斯重視商業秩序，對於違法犯罪行為打擊力度較大，若有人企圖劫持官員，那會被視為嚴重破壞城市秩序的行為，會被公開審判，然後可能被驅逐出城或者罰沒大量財產，用於補償城邦的損失。與大明在整體司法程式和懲處目的上有所不同，威尼斯側重於維護商業環境和城市形象，大明則是從維護朝廷統治、地方穩定角度出發，體現出不同經濟發展模式下對類似事件處理的側重點差異。

在奧斯曼帝國，地域遼闊，官員在不同區域出行面臨的情況各異。其有完善的司法體系，對於企圖劫持官員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為，懲處極為嚴酷，會根據不同的身份背景，如是否是本國人、是否是穆斯林等因素來量刑，不過在執行過程中，也會受到地方勢力、宗教團體等影響。這和大明相對統一的律法執行情況不同，奧斯曼帝國的多民族、多宗教背景使得法律實施更具複雜性，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構成下司法處理的複雜情況差異，大明相對民族成分較單一，法律執行更具連貫性。

在阿拉伯地區，各個部落和城市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官員出行的安保程度不一。若發生劫持官員的情況，多由當地有威望的首領或長老等來進行裁決，懲處方式可能依照部落傳統，比如讓犯罪者進行賠償、為受害者服務一定期限等，較為靈活多樣，與大明依據朝廷律法嚴格懲處不同，阿拉伯地區更注重地方傳統習俗的運用，反映出不同地域政治權力結構下對違法犯罪行為處理的特點，阿拉伯偏向地方自主裁定，大明則是朝廷律法主導。

在日本，當時處於室町幕府時代，各地大名掌控著地方事務，官員出行在大名領地內靠大名的武士隊伍護衛。若出現劫持官員之事，大名會依據自己領地內的規矩來懲處，常見的有切腹謝罪、流放等方式，而且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影響著對這類事件的看法，認為保護官員是武士的職責，若失職也會受到相應懲罰。與大明從朝廷層面考量、以律法為準繩不同，日本更看重武士階層的責任和領地內的傳統規範，體現出不同政治格局下對維護官員安全及懲處犯罪行為的不同理念，日本以武士主導，大明則是官府主導司法。

在朝鮮李朝，朝廷重視治安維護，官員出行有相應的護衛安排。若遇到有人妄圖劫持官員，會按照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律法進行懲處，注重教化與懲罰並重，比如先對犯罪者進行思想教育，讓其認識到錯誤，然後再根據罪行輕重施以笞刑、徒刑等刑罰，希望透過這種方式讓其改過自新，與大明在懲處理念上有相似之處，但又因朝鮮自身受儒家文化影響較深而有獨特的處理方式，體現出不同國家文化背景下對違法犯罪行為的處理特色，朝鮮以仁政和教化為主導，大明則是律法威嚴與酌情考量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