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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安當先說道：“秦王，您知道當初大宋朝野為何都認為農夫段義獻上的傳國玉璽是假的嗎？”

“司馬先生知道其中的原由？快請道來。”

司馬安侃侃而談道：“首先，段義發現傳國玉璽的地點讓人存疑，後唐建都洛陽，後唐末帝時，河東節度使石敬塘帶契丹軍攻至洛陽。末帝李從珂懷抱著傳國玉璽登上玄武樓*，玉璽從此下落不明；

而宋哲宗時，農夫段義是在陝西咸陽耕地時發現傳國玉璽，這地點相差千里。按道理說，如果李從珂沒有抱著傳國玉璽*，或是當時有人搶出傳國玉璽，帶到咸陽，如此國之重寶，持有人必定視若性命，就算不得不埋藏起來，也定會深埋，豈是一個農夫在地翻耕土地就能翻出來的？”

秦牧頷首說道：“司馬學士言之不理，不過，這世間事，總有萬一，如此並不足以證明農夫段義所發現的不是真的傳國玉璽。”

呂大器介面道：“秦王，不止如此，建安二十五年，曹丕逼漢獻帝禪位，建立了曹魏。傳國玉璽自然為曹丕所有。曹丕得位不正，心虛使然，便畫蛇添足，命人在傳國玉璽的肩部刻下隸字‘大魏受漢傳國璽’，想以此來證明曹魏法統的合法性；

晉代魏，得傳國璽，晉懷帝永嘉五年，匈奴部、前趙劉聰滅西晉，傳國玉璽為趙聰所得。東晉咸和四年，後趙石勒滅前趙，奪得玉璽；

在亂世中，所有野心家都想給自己臉上貼金，希望證明自己權力的合法性，同時貶低、打擊對手。於是石勒也畫蛇添足在傳國璽右側加刻了‘天命石氏’，以表明自己做皇帝是天命所歸；

而農夫段義在咸陽發現，並經蔡京等人鑑定的玉璽上既沒有曹丕所刻的‘大魏受漢傳國璽’隸字，也沒有石勒所刻的‘天命石氏’四字。在玉璽肩部及右側也沒有磨損的痕跡。也就是說，段義所獻的玉璽根本不是始皇帝所制的傳國玉璽。”

路振飛不屑地說道：“蔡京這等國賊，為了哄騙君上，偽制傳國玉璽，但因史學不精，不知其理，徒惹人笑話。宋徽宗對金石書畫頗有研究，知其偽。命人偽刻印璽十方，時人有畫蛇添足之譏，實則徽宗有淡化傳國璽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

最後司馬安說道：“宋哲宗所得傳國玉璽本為偽制。後為金人奪去。再流落蒙元。傳至林丹汗，多爾袞又從林丹汗手中奪得，獻予皇太極，皇太極視為至寶。乃改國號金為清，殊不知所得玉璽不過蔡京等奸臣偽造而已，實在可笑。”

邵華說道：“此次馮新發現玉璽是在洛水北岸，正是李從珂抱璽*的玄武樓附近，且裝玉璽的鐵匣子有大焚燒過的痕跡，這與史載相符。如今應命馬都督派兵儘快將玉璽護送回來，再找幾個金石名家及眾位大臣一同觀鑑，以確定其真偽。”

司馬安談談地加了一句：“臣料想這次發現的玉璽定為始皇帝所制的傳國玉璽，我王繼承始皇帝法統。天命所歸，是以始皇帝玉璽出世，恭喜秦王，賀喜秦王。”

“慢著，慢著。各位大臣先別忙著賀喜，此事須謹慎，先不要大肆宣揚，還是先鑑定真偽再說吧。”

秦牧的顧慮很有道理，本來沒有傳國玉璽，大家都不去想這事，但發現了傳國玉璽最後卻被證實是假的話，不免讓人聯想到秦牧得位的合法性；

甚至別人會笑話這是他自己偽造出來糊弄人的，如果真是這樣，不免有曹丕在傳國璽上刻字的心虛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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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馮新找到馬永貞的都衙，說是有重寶奉獻，馬永貞正為落陽戰事憂心，哪有心思看什麼寶物，隨口就讓親兵去打發馮新。

馮新按自己母親所言，說明要獻的是皇帝用的御印後，馬永貞這才讓人把馮新帶進衙。

馬永貞自己也認不得篆書，根本不知玉印上刻的是什麼字，但玉印上五龍交錯，栩栩如生，他不敢怠慢，便請洛陽城中一個老儒來鑑定，那老儒一見玉璽，驚呼神物，一口斷定這是傳國玉璽。

馬永貞自己也驚得目瞪口呆，連忙調重兵守衛都衙，並將馮新母子接到都衙來住，命軍醫為馮新的母親治病。

同時急急傳信秦牧。另一方面，命身在虎牢關的朱一錦立即回洛陽，以五百精銳騎兵護送傳國璽回武昌。

朱一錦以三層錦連同被焚燒過的鐵匣子一同包起，帶著五百騎兵自洛陽出發，過伊闕關，經新野，走襄陽，披星戴月一路飛馳趕回武昌。

秦牧對此事異常重視，特命呂大器、路振飛、司馬安、楊廷麟、武炎武、艾南英、羅萬藻、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