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些計策謀略都合於古代的兵書戰策，作者對於古典兵學是相當有研究的，且有許多創造發揮，而且書中一些神化、神算甚至迷信的東西，因果報應的東西，更為歷史和人物的命運和結局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正是這種高智商的爭鬥又被披上某些神秘的外衣，令讀者左右衝突而不得出，所以你必須看下去。以至到如今，人們仍把那些能算計、點子多、有預見的人物稱為“二諸葛”，而諸葛亮則在神化中被打造了千古智聖。因為中國人向來是崇拜智勇雙全的。

再說“第二根支柱”——悲劇英雄人物的悲劇命運與英雄精神。悲劇英雄人物的精神自古以來就是生存哲學、生命美學中的最悲壯最悽美的最高層次，也是最能感動後世的。書中的那些頂尖人物幾乎都是悲劇人物。反面的成了被釘在恥辱柱上的悲劇人物；正面的成了被鐫刻在歷史紀功碑上的悲劇英雄人物。這兩種人都達到了人所能達到的極致。正是這同一命運中的兩種人物調動起了人們的全部感情，對前者人們往往痛恨到咬牙切齒恨不能人人得而誅之；對後者人們往往為之痛惜傷惋，潸然落淚，恨不得百身贖之，甚至形成了某種崇拜。一件作品如果達到了這種程度，那就是最大的成功，而不管文學中人怎樣評說，這些人的話往往不過是隻有那個小圈子中的人才能聞得出某種滋味的臭狗屁。而且常常出於一種嫉妒心理：它憑什麼那麼一路走俏、世代飄紅？只因為它天生就不是寫給文人品評把玩的，而是寫給大眾看的。　。。

三根支柱（2）

再講“第三根支柱”——正統思想與傳統道德評價。“尊漢抑曹”與“愚忠”思想向來成為批評家們的兩個箭靶。恰恰是書中人物也是本書的這兩種傾向，抓住了決定一種讀物與人物歷史命運的最要命的兩個關鍵環節。——執政者與大眾。沒有哪個帝王者流會希望有曹操、董卓、司馬懿式的人物出現，也沒有哪個執掌大權的人物希望自己的部下出現叛臣賊子。此種思想古今中外概出一轍。而大眾又無不喜愛英雄人物、喜愛忠臣。所以，在全書中最招人忌恨的便是曹操、司馬氏；最受人尊崇的就是諸葛亮與關羽。曹操在智謀勝算上絕不亞於諸葛亮，而且可以說不是一個重量級的，但曹操就是被釘在了恥辱柱上，諸葛亮成了千古楷模，而關羽和司馬懿相比也同樣不成比例，但司馬懿連同他那一家子和曹操一樣的口碑下場，而關羽則成了流芳百代的關聖帝君。一方面有歷代官方的推崇，一方面有大眾的喜愛，尤其一有民族災難的發生，不要說官方與大眾，就是那些攻擊朝政的文人們也自動把三國時代的人物如諸葛亮、關羽和歷史事件當成影射當時政治之工具。就這樣在一代代當政者的推崇下，在一代代讀者的喜歡下，這本書獲得了最大的市場成功。是的，許多批評家們的話都有道理，甚至很有見地，但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老百姓就認他自己的死理。老百姓本來就是“眾不可以戶說”的分散群體，不像古希臘的城邦國家，一個廣場大會就可以人人皆知。所以就是毛澤東說要給曹操翻案，郭沫若、翦伯贊這等人物利用中國最大的政治媒體來給曹操翻案，許多大大小小的文人也加入了這個行列，而且一直翻到如今，可是這個案翻不了，人們就是那樣一種千古不變的看法，你有什麼轍？更何況，人們的評價也許並不是沒有道理，這些都留到那些個體人物的章節中去說。

不管怎麼說，三國的故事自兩晉肇始便一路演繹過來；《三國演義》自明清以降便流行天下至今不衰，且將會一代代流傳下去。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坐古生根的東西，你就是挖地三尺也挖不淨，罄南山之竹也批不倒；那些頭重腳輕的東西，就像水中的浮萍，你想留也留不住。人心向背與大眾需求是決定一切的，想改變這一點，不要說幾個象牙塔裡的小文人大文人的口誅筆伐，就是政權的力量也辦不到。有人說深刻者才有力量，但越是“膚淺”的東西才得以流行。無理的“膚淺”靠時尚的力量得以流行一時，但流行不了一世；“膚淺”得有理則可以流行百代，這種跨越時空的流行就是一種歷史的力量。什麼是“深刻”？能夠力透紙背、深入人心的東西才稱得上深刻，只在一個小圈子內被認為深刻的東西、對於大眾而言則是比真正的膚淺更無用的東西。而越是深刻的東西、深刻的人往往都遭際到“懸瓜棄井”的命運，多緣於這些東西、這些人本來就沒什麼用。當然，這樣說決不是倡導膚淺，反對深刻，無非是更強調要注重社會效果，尤其是文學作品的本身就不是為了展覽、陳列、收藏、拍賣而生產的，而是為了讓人們閱讀才創作的，因而必須考慮到讀者的接受能力與心理。

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