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保安

一

路上的邂逅

我從寧夏又南下到甘肅。四、五天後我回到了河連灣，又見到了蔡暢和她的丈夫李富春，同他們一起又吃了一頓法國式烹調的飯，遇見了一軍團政治委員聶榮臻的年輕漂亮的妻子。她最近從白色世界溜進蘇區，剛去看了她的五年不見的丈夫回來。

我在河連灣後勤部呆了三天，後勤部設在原來屬於一個回民糧商的大院子裡。從建築上來說，這群房子很有意思，基本上具有中亞細亞的外表：厚厚的平屋頂，深深地嵌在至少有四英尺厚的牆上的阿拉伯式窗戶。我牽著馬到那個寬敞的馬廄裡去時，一個高大的白鬍子老人，身穿一套褪色的灰布制服，腰上繫著一條長可及地的皮圍裙，走上前來，舉手敬禮，他戴著一頂紅星軍帽，太陽曬得黧黑的臉，露出了沒有牙的笑容。他把馬鴻逵——我的馬——牽了過去。

我心中納悶，這個老爺爺怎麼闖到我們童子軍的營房裡來了？我於是停了下來問他，從他嘴裡套出一個故事來。他是山西人，在紅軍東征時參了軍。他姓李，六十四歲，自稱是年紀最大的一個紅軍“戰士”。他很歉然地解釋，他當時不在前線是“因為楊指揮員認為我在這裡看馬更有用，因此我就留下來了。”

李在參加紅軍之前在山西省洪洞縣賣肉，他痛斥“模範省主席”閻錫山和地方官吏以及他們的苛捐雜稅。“你在洪洞沒法做買賣，”他說，“他們連你拉的屎也要徵稅。”老李聽說紅軍來了，就決定參加紅軍。他妻子已死，兩個女兒都已出嫁，他沒有兒子，在洪洞縣除了課稅很重的賣肉生意以外一無牽掛；而且反正洪洞縣是個“死人”呆的地方。他想生活得有生氣一些，所以這個冒險分子就偷偷地出了城，投到紅軍這邊來了。

“我要求參軍時，他們對我說，‘你年歲大了。紅軍生活很艱苦。’我怎麼說？我說，‘不錯，我這身子已六十四歲，可是我走路象個二十歲的小夥子。我會開槍。別人能幹的我都能幹。他們要的是人，我也能當兵。’因此他們說你就來吧，我同紅軍一起行軍過了山西，同紅軍一起渡了黃河，現在就到了甘肅。”

我微笑著問他，這比賣肉是不是強一些。他喜歡嗎？

“哦！賣肉是龜子乾的事！這裡的工作值得幹。窮人的軍隊在為被壓迫者打仗，你說是不是？我當然喜歡。”那老頭兒在胸口袋裡摸索了一會，掏出來一個髒布包，他小心翼翼地開啟來，裡面是一箇舊筆記本。“你瞧，”他說。“我已經認識了二百多個字。紅軍每天教我認四個。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沒有人教我寫自己的名字。你說紅軍好還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著他寫的歪歪斜斜的字，好象是帶著汙泥的雞爪子在乾淨的地席上留下的腳印，他還期期艾艾地念著剛寫上去的幾句話。接著，好象戲劇的高潮一樣，他拿出一支鉛筆頭，龍飛鳳舞地給我寫了他的名字。

“我想你也在考慮再娶媳婦吧，”我對他開玩笑說。他嚴肅地搖搖頭，說他媽的這些馬一匹接著一匹，他沒有功夫考慮女人問題，說完他就慢慢兒地去照顧他的牲口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走過院子後面的果園的時候，遇見了另外一個山西人，他比老李年輕二十歲，但一樣使人感到有趣。我聽見一個小鬼在叫，“禮拜堂！禮拜堂！”覺得很奇怪，就四處張望他叫“禮拜堂”的那個人是誰。在一座小山上，我看見有個理髮師在給一個青年理髮，把他的腦袋剃得象個雞蛋一樣光光的。我詢問之下發現他的真實姓名叫賈河忠，原來在山西平陽一家美國教會醫院的藥房裡工作。小鬼叫他這個綽號，是因為他是個基督教徒，每天仍做禱告。

賈河忠拉起他的褲腿，給我看他腿上的一塊傷口，他至今仍有些跛，他又拉起上衣給我看肚子上的一個傷口，他說這都是打仗的紀念品，因此他沒有上前線。理髮並不是他的工作：他又是藥劑師，又是紅軍戰士。

賈河忠說，那家基督教醫院裡有另外兩個工作人員同他一起參加了紅軍。他們臨走以前同醫院裡的中國名字叫李仁的美國醫生討論了他們的打算。李仁醫生是個“好人，他給窮人治病不收錢，從來不壓迫人。”當賈河忠和他的同伴徵求他的意見時，他說，“去吧。我聽說紅軍是正直的好人，不象別的軍隊，你們能同他們一起打仗，應該很高興。”因此他們就去當了紅色的羅賓漢。

“也許李仁醫生只是要把你們打發掉。”我這樣說。

那個理髮師憤然否認。他說他同李仁的關係一直很好，李仁是個很好的人。他叫我去告訴這個李仁——如果我有機會見到——他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