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個人的私生活問題：我在參加共產黨的鬥爭以前結過兩次婚。第一個妻子死了，第二個還活著。第一個妻子生了一個兒子，但我不知道他現在的下落。一九三五年長征時候，我在報上看到我的兒子，那時十八歲，為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已逃離他母親的故鄉敘府附近的納溪。我的第一個妻子是一個師範學校的教員，天足，有贊助革命的進步思想。我們結婚的時候，我二十五歲，她十八歲。我第三個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義時期內跟我同居的，名叫吳玉蘭。她後來被湖南省主席何鍵捉住，砍了頭。現在的妻子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結婚的。

“關於我有百萬家財的傳說，並不確實。我在雲南有些財產，但並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點。但是我一九二一年被迫逃走時，我的財產全被唐繼堯沒收了。“

朱德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了他的自述。但這些樸素的話，是許多年不能想象的最最生動的人生經歷的輝煌紀錄——這是一個大膽無畏和大公無私的故事，一個無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個難以相信的苦難的故事，一個為著忠於一個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鬥爭的偉大主義而丟棄個人享受、財富和地位的故事。當這一時期的歷史完全被寫下的時候，上述這個簡單的自傳將長上血肉，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部歷史的新頁上湧現一個人物——少數真正的時代偉人之一。

朱德的一生經歷與中國民眾的命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從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出紅軍奮鬥的原因。請容許我再引用韋爾斯女士的話：

“紅軍是一支十分年輕的軍隊，為舊中國前所未有。對於這支軍隊來說，朱德是穩定的象徵，是同傳統和過去歷史間的聯絡，因為他在內地親身經歷了清朝以來整個革命運動的發展最緩慢和最根本的階段。他曾經生活在中國內地兩個最落後的省份——雲南和四川。當沿海一事瞬息萬變的變化傳到這些一潭死水一樣的地方的時候，這些變化必須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才能站得住腳。朱德與中國新軍的許多領袖人物不同，他不是日、俄、德等國的“留學生”。他的經歷是土生土長，紮根於中國的內地，他所以能獲得弟兄們的信任和中國舊式將軍的敬重，這未始不是重要的原因。他熟悉內地從北到南的絕大部分地勢，熟悉當地的民情風俗。

“朱德是在中國第一批新式軍校裡受到共和派名將蔡鍔的訓練的。他接著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和四川、雲南的山間要塞擔任衛戍任務時又學得特殊的游擊戰術，這後來對紅軍有很大的貢獻。在政治上，他首先在一九〇九年以同盟會會員的身分為民主政治而奮鬥，接著加入了國民黨，最後完全自發地尋找共產黨，在一九二二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最老的黨員之一。從朱德遠道跋涉，到上海、北京、柏林找尋共產黨這件事，可以看出他日後成為三次革命的領袖所具備的自發精神和堅定目標。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程序，如果沒有它的兩個孿生天才‘朱、毛’，是無法想象的，許多中國人實際上都把他們看作是一個人。毛澤東是這一斗爭的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是它的熱烈的心，以行動賦予了它的生命。共產黨所以能夠對紅軍保持嚴密的控制，朱德對‘文職’領導的忠誠和服從，是原因之一。從朱毛以下直到各級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沒有發生軍政勢力之間的鬥爭。朱、毛的聯合不是互相競爭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朱德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釋出命令——這是革命軍隊的領導的一個很有價值的因素。

“朱德的那種難得可貴的個性幾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愛戴。看來產生這種個性的由來是他的謙虛，而這種謙虛也許又是淵源於他個人誠實可靠的品質。”

但是落入紅軍之手的人無疑把他認為是凶神化身。階級戰爭不知慈悲為何物。關於紅軍暴行的許多傳說現在已證明是不確的，但是，如果認為朱德不會由於“革命需要”而下槍決的命令，那就不免過於天真了。要完成他的任務，他必須完全忠於貧苦無依的人，在這個地位上，他不可能比他要授與權力和服從的群眾更加慈悲。因此，除非你認為群眾也不能殺人，否則朱德決不是一個手上沒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這血看作是外科醫生的血還是劊子手的血，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觀、宗教、成見或同情心了。

反正朱德不是聖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間，在窮人——畢竟他們佔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中間，他是個深受愛戴的人，他在一段的時間內，曾經高舉解放的火炬，在那些為中國的人權自由而鬥爭的人中間，他的名字已經永垂不朽。

第十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