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於他們之間可能會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比一箇中國地主或上海買辦更甚。種族歧視似乎已徹底昇華為不問國界的階級對抗。甚至他們的抗日宣傳也不是在種族基礎上反對日本人的。共產黨在他們的宣傳中不斷強調，他們只反對日本軍閥，資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壓迫者”，日本人民是他們潛在盟友。的確，他們從這種看法中得到很大的鼓勵。這種從民族偏見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對抗在很大程度上無疑地可以溯源於許多中共領導人在俄國所受的教育，他們上過中山大學，或東方勞動大學，或紅軍學院、或一些培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幹部的其他學校，回國以後成了本國人民的導師。

說明他們國際主義精神的一個例子是，他們對西班牙內戰的發展極其關心。報上發表的公報張貼在村蘇維埃的會議室，也向前線部隊宣讀。政治部對西班牙戰爭的起因和意義作了專門的報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陣線”同中國的“統一戰線”作了對比。另外還舉行了群眾大會，進行了示威，鼓勵大家進行討論。有時甚至在窮山僻壤之間，你也能發現紅色農民也知道一些象義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和德、意“侵略”西班牙這樣的基本事實，說這兩個國家是他們敵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國”！這不免相當令人驚異。儘管地理上處於與世隔絕狀態，但是這些鄉下佬由於無線電訊息、牆報和共產黨的報告和宣傳，對世界政治的那一方面情況，現在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的農村居民瞭解的都要多得多。

共產黨所採用的方法和組織都講嚴格的紀律——這是共產主義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種紀律，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這似乎已經產生了某種型別的合作和對個人主義的壓制，一般的“中國通”，或者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者自以為“瞭解中國人心理”的外國傳教士，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是很難相信的。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生活中，個人的存在是在社會整體、即群眾之中的滄海一粟，必須服從於後者的意志，如果擔任領導，就要自覺地做到這一點，如果是作為物質創造者，則是不自覺地做到這一點。當然共產黨人之間發生過爭論和內訌，但都沒有嚴重到使黨或軍隊受到致命傷害的程度。這種現象，這種“非中國式的”團結一致，是把社會當作各種階級力量爭奪支配地位的鬥爭場所這種新觀念的結果，在這場鬥爭中，只有團結最一致、目標最堅定、精力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後勝利。這種團結一致如果不能說明他們的勝利的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共產黨人為什麼能夠免遭消滅。

不論在什麼時候，要是南京能夠把他們的軍事或政治力量分裂成為相互對立的、永遠相互打內戰的派系，象它對其他所有反對派那樣，象蔣介石對他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奪權對手那樣，那麼剿共的任務就可能會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南京的嘗試都失敗了，例如，幾年以前，南京曾經希望利用國際上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爭來分化中共，但是，儘管出現了所謂中國“托洛茨基派”，他們卻只博得了特務和叛徒的臭名，因為其中有許多人由於他們的立場所決定而參加了藍衣社，把以前的同志出賣給警方，而且他們在群眾中間從來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和很多的追隨者，始終只是一批悲劇性的、失意的、孤立的知識分子的烏合之眾。他們對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形成任何嚴重的破壞威脅。

共產黨基本拋棄了所謂中國禮節這種封建糟粕，他們心理和性格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極為不同。愛麗絲·蒂斯達爾·荷巴特是永遠寫不出一本關於他們的書的，《王寶釧》的中國作者①也是如此。他們直截了當、坦率簡單、不轉彎抹角、有科學頭腦。一度是所謂中國文明的基礎的中國舊哲學，他們幾乎全都摒棄，而且，最重要的也許是，他們也是中國傳統家庭觀念的不共戴天的敵人②。我與他們在一起的大部分時候感到非常自在，好象同我自己的一些同胞在一起一樣。附帶說一句，在某種意義上，我的出現對他們很有重要意義。因為他們可以把我，而且也把我到蘇區來的好奇心，當作他們的運動具有“國際主義性質”的具體證據。他們把我當作一種給懷疑派看的頭號展品來加以利用。

由於他們熱烈地崇拜蘇聯，因此難免有不少抄襲和模仿外國思想、制度、方法、組織的地方。中國紅軍是按俄國軍事方針建立的，它的大部分戰術知識來自俄國經驗。社會組織總的來說按照俄國布林什維主義規定的形式。共產黨的許多的歌用俄國的音樂，在蘇區很流行，有許多辭彙直接從俄語音譯為中文，蘇維埃三個字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但在他們借用的過程也有不少改動，俄國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經大加改動以適應具體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