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農村少年是在四川參加紅軍的　，我問他為什麼參加。他告訴我說，他的父母是貧農，只有四畝田（不到一英畝），不夠養活他和兩個姊妹。他說，紅軍到他村子來時，全體農民都歡迎他們，給他們喝熱茶，做糖給他們吃。紅軍劇團演了戲。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後，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參加窮人的軍隊時，他們並不難過，反而很高興。

另一個少年大約十九歲，在湖南當過鐵匠學徒，外號叫“鐵老虎”。紅軍到他縣裡時，他放下風箱、鍋盤，不再當學徒了，只穿了一雙草鞋、一條褲子就趕緊去參軍。為什麼？因為他要同那些不讓學徒吃飽的師傅打仗，同剝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窮人。紅軍對人民很好，不搶不打，不像白軍。他拉起褲腿，給我看一條長長的白色傷疤，那是戰鬥的紀念。

還有一個少年是福建來的，一個是浙江來的，還有幾個是江西和四川來的，但是大多數是陝西和甘肅本地人。有的已從少年先鋒隊“畢業”，雖然看上去還像孩子，卻已當了幾年紅軍了。有的參加紅軍是為了打日本，有兩個是為了要逃脫奴役，三個是從國民黨軍隊中逃過來的，但是他們大多數人參加紅軍是“因為紅軍是革命的軍隊，打地主和帝國主義”。

接著我同一個班長談話，他是個“大”人，二十四歲。他從一九三一年起就參加紅軍。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轟炸機炸死，他的家也被炸燬了。他從田裡回到家裡，發現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別，參加了共產黨。他的一個兄弟是紅軍游擊隊，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犧牲。

他們來歷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國軍隊相比，是真正的“全國性”的軍隊，後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別編制的。他們的籍貫和方言不一，但這似乎並不影響他們團結，只不過是時常作為開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們真的吵架。事實上，我在紅區旅行的全部時間中，我沒有看到紅軍戰士打過一次架，我認為這在年輕人中間是很突出的。

雖然他們幾乎全體都遭遇過人生的悲劇，但是他們都沒有太悲傷，也許是因為年紀太輕的緣故。在我看來，他們相當快活，也許是我所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在中國，消極的滿足是普遍的現象，但是快活這種比較高一級的感情，卻的確是罕見的，這意味著對於生存有著一種自信的感覺。

他們在路上幾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無窮無盡。他們唱歌沒有人指揮，都是自發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個人什麼時候勁兒來了，或者想到了一個合適的歌，他就突然唱起來，指揮員和戰士們就都跟著唱。他們在夜裡也唱，從農民那裡學新的民歌，這是農民就拿出來陝西琵琶。

他們有的那點紀律，似乎都是自覺遵守的。我們走過山上得一叢野杏樹時，他們忽然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了口袋，總是有人給我帶回來一把。臨走時他們好像一陣大風捲過一般又排列成行，趕緊上路，把耽誤了的時間補回來。但是在我們走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去碰一碰裡面的果子，我們在村子裡吃的糧食和蔬菜也是照價付錢的。

就拿我所見到的來說，農民們對我的紅軍旅伴並無不滿的流露。有些農民似乎還十分友善，非常向著他們——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雜稅大概不無關係。他們很自願地把他們的一點點吃的東西賣給我們，毫不猶豫地收下了蘇區的錢。我們在中午或傍晚到達一個村子時，當地蘇維埃的主席就立即給我們安排住處，指定爐灶給我們使用。我常常見到農村婦女或她們的女兒自動給我們拉風箱生火，同紅軍戰士說說笑笑——對中國婦女來說，特別是對陝西婦女來說，這是非常開通的一種現象。

在路上的最後一天，我們在一個青翠的山谷中間的一個村子裡歇腳吃中飯，所有的孩子們都來看他們頭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決定考他們一下。

“什麼叫共產黨員？”我問道。“共產黨員是幫助紅軍打白匪和國民黨的人，”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開腔道。“還有呢？”“他幫助我們打地主和資本家！”“那什麼叫資本家呢？”這個問題可難住了一個孩子，可是另外一個孩子回答說：“資本家自己不幹活，卻讓別人給他幹活。“這個答覆也許過分簡單化了，不過我繼續問：“這裡有地主和資本家嗎？”“沒有！”他們都齊聲叫道。“他們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麼？”

“怕我們的紅軍！”

“我們的”軍隊，一個農村孩子說“他的”軍隊？顯然，這不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