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導致了不同的權力現象。君主制下，有兩種權力現象所導致的政治危機最為嚴重：其一是強君暮政，其二便是主少國疑。自古以來，幾乎所有的權力突變都發生在這兩種危機時期。強君暮政之危，因暮年強君行蹤神秘而導致陰謀風行，最易使奸邪叢生豎宦當道，終致身後亂政國力大衰。中國五千年曆史的所有強勢君主，無一例外地都曾經面臨暮政危局，暮年清醒而能有效防止身後亂政者鮮有其人！僅以春秋戰國論，赫赫霸主齊桓公姜小白，戰國雄主趙武靈王、齊威王、燕昭王、秦昭王以及後來的秦始皇，都曾經在暮政之期導致重大危機。其中惟有秦昭王在六十歲之後雖不乏神秘然終不失清醒，在外有六國反攻內有權力紛爭的情勢下保持了秦國的強勢地位與平穩交接，誠屬難能可貴也！主少國疑卻是另一種危機——主少必弱，最易強臣崛起而生出逼宮之亂！自古大奸巨惡，十有八九都滋生於少主之期。自夏商周三代伊始以至春秋戰國乃至其後兩千餘年，主少國疑之危遠多於強君暮政之危。原因只有一個，強君雄主畢竟是鳳毛麟角不世出，而少主即位卻是頻頻可見且無法避免。西周初年周成王少年即位而舉國流言四起，終於釀成了禍及天下的內外勾連大叛亂，是“主少國疑”危局的最早典型。正是這種反覆發作的政治痼疾，沉澱成了一則令人心驚肉跳的危局箴言：“主少必有強臣出，國疑則有亂象生！”

殘酷的歷史結論是：強君暮政導致的危局是震盪性的，主少國疑導致的危局則是顛覆性的！就實而論，後者為害之烈遠遠大於前者。

如今恰是少主臨朝而強臣在國，老秦人如何不惴惴惶惶？

這一切呂不韋都很清楚，清楚瀰漫朝野的流言，也清楚該如何應對。

國喪完畢，新君即位大典的前三日，呂不韋便搬出了王城東偏殿的外書房，回署丞相府總理政務。老長史桓礫與中車府令一齊反對，也沒能擋住呂不韋搬出。呂不韋只有一句話：“萬事宜常態，非常之法不能久也！”明智勤謹的老桓礫已經做了近三十年的長史，執掌國君書房事務已伴過了三代秦王，對君臣衡平之微妙處自然入木三分，見呂不韋執意要去，嘆息一聲也不再反對了。及至案頭收拾就緒交接完畢，老桓礫卻堅持將呂不韋殷殷送到了車馬場。呂不韋將要登車之時，老桓礫終是低聲問了一句：“在下已見老疾，欲辭官隱去，文信侯以為可否？”呂不韋頓時愣怔，思忖片刻反問道：“新君即位而長史辭官，大人以為妥否？”老桓礫便是憂戚一嘆：“老朽居中樞已久，非常態矣！”呂不韋不禁一笑隨即正色道：“大人既問，恕我直言：主少國疑之時，樞要大臣宜靜不宜動；只要秦王不以我等為不堪，大人便當常態居官，無思異動也！”老桓礫連忙惶恐一禮：“老朽與文信侯如何比肩？文信侯言重也！”“老哥哥差矣！”呂不韋慨然一拍車軾，“同朝事國，縱事權各異，何礙戮力同心？數年之後秦王有成，換代之時我與老哥哥一同辭官如何？”“文信侯！”老桓礫一聲哽咽，大袖遮面竟匆匆去了。

三日之後，咸陽宮正殿舉行了隆重的新君即位大典。

少年太子嬴政即位稱王，成為自秦孝公之後的第六代第七任秦王。大典上正式宣示了秦莊襄王的遺詔，恢復了呂不韋的文信侯爵位；趙姬第一次走進王宮正殿，接受了太后尊號，也接受了舉朝大臣的三拜賀禮；太廟告祖之後，秦王鄭重地嬴政拜見了太后，拜見了仲父，登上王座後的即位明誓辭卻是簡約而實在：“嬴政少年即位，心志才識多有缺失，當遵父王遺詔惕厲錘鍊。本王加冠親政之前，一應國事由太后、仲父商酌處置，各署大臣無得請命本王。”大禮完畢之後，老桓礫高聲宣讀了太后文信侯並署的第一道攝政詔書：“新王方立，國事但以秦法常制。喪喜同期，舉朝臣工俱安其位，各勤政事，怠政者依法論罪。上將軍蒙驁平定晉陽有功，爵加兩級晉升大庶長，其餘將士戰功依法度行賞晉爵。”

大典散去，朝臣們大感意外，直是一腳踩空閃得心下沒了著落一般。

無論是孝文王即位還是莊襄王即位，主持大局的呂不韋都曾經推出了頗新鮮實在的幾著新政，雖有爭論，然總是令國人耳目一新。惟其如此，諸多朝臣便料定：這次新君開元呂不韋全權攝政必要大動干戈，全力推行其寬富新政，再度破除秦國成法！基於此等判斷，諸多大臣便各懷心思做好了不同準備。廷尉、御史、司寇、國正監等一班涉法大臣的預備應對是一定要阻止文信侯再度修法，若遭文信侯拒絕，不惜貶黜下獄也要動議大朝議決！駟車庶長等一班執掌王族事務的王族大臣，則最怕呂不韋借開元之機清算因嬴奚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