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形式說，無論是王室還是諸侯以及下轄官署，法典都與其他卷冊一起儲存，沒有專門的官吏與專門的府庫儲存。其時，社會尚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傳統習俗道德來規範，法令很少，條文也極其簡單，官吏容易記憶容易儲存；見諸糾紛訴訟或獎賞懲罰，官吏說法令如何便是如何，庶民根本無從知之。如此狀況，官吏是否賢明公正，便對執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從實際上說，官吏完全決定著法令的內容與執法的結果。此所謂“人治”也。遠古民眾之所以極其推崇王道聖賢，深層原因便在於這種人治現實。

春秋之世，庶民湧動風習大變，民求知法成為新潮。一些力圖順天應人的諸侯國便開始了向民眾公佈法律的嘗試。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依當時紀年是周景王九年，鄭國“執政”（大體相當於後來的丞相）子產首開先河，將鄭國法令編成《刑書》，鑄刻在大鼎之上，立於都城廣場，以為鄭國“常法”。其時天下呼之為“鑄刑書”。其後三十餘年，鄭國又出了一個赫赫大名的掌法大夫，叫做鄧析。此人與時俱進，對子產公佈的法律做了若干修改，刻成大量簡冊在鄭國發放，氣勢雖不如堂皇大鼎，實效無疑卻是快捷了許多。其時天下呼之為“竹刑”。緊接著，最大的諸侯晉國的執政大臣趙鞅，將晉國掌法大夫範宣子整理的《刑書》，全文鑄在了一口遠遠大於鄭國刑鼎的大鼎上，立於廣場公諸於世，天下呼為“鑄刑鼎”，是春秋之世公佈法令的最大事件。

進入戰國，在法家大力倡導與實踐之下，公佈法律已經成為天下共識。魏國變法作為戰國變法的第一高潮，非但李悝的《法經》刻簡傳世，魏國新法更是被國府著意廣為傳播，以吸引民眾遷徙入魏。其後接踵而起的各國變法，無一不是以“明法”為第一要務，法令非但公然頒佈，而且要竭盡所能的使民知法，從而保障新法暢行。也就是說，戰國之世不斷湧現的變法浪潮，事實上正逐漸擺脫久遠的人治傳統，正逐漸地靠近法治國家。

雖則如此，然由於傳播手段、路徑阻塞等等諸般限制，要確保法令在輾轉傳抄流播之後仍能一如原文，實在是一件難而又難的事情！就實說，法令在民間傳播中出現訛誤並不打緊，畢竟，民眾對法令既無解釋權又無執行權。這裡的要害是，官府的法令文字若出現錯訛，無論是官吏不意出錯、疏忽忘記還是意曲解，對民以錯糾錯，以訛傳訛，便難保不生出種種弊端，導致執法混亂，法令之效必然大打折扣！正因了這種事實上很難避免的弊端，各國變法中的“明法”便成為最繁難瑣細政務。見諸變法實踐，各國變法為精準法令想出的辦法很多，但都沒有制度化，時間一長，好辦法也變得漏洞百出形同虛設。譬如，當時幾個大國都沿襲了古老的“謗木”之法以為明法手段：在大道兩邊每隔一二里樹立一根平面刨光的大木，路人若有法令疑難，或遭惡吏錯告法令，都何在大木上或刻或寫的做質詢做舉發，此謂古老的“誹謗”制；吏員定期抄錄謗木上的誹謗文字，供官府逐一處置。然則，謗木過於依賴官吏的公正賢明，又無制度法令具體規定其操作細節，加之戰事頻仍耕耘苦累庶民識字者極少等等原因，謗木實際上成了流弊百出而僅僅顯示官府明法的象徵性物事而已。傳之後世，這種謗木越立越高，越立越堂皇，以致成了玉石雕琢的“華表”，歷史之萬花筒當真令人啼笑皆非！

只有秦國變法，只有商鞅，徹底地解決了這一難題。

商鞅以細緻縝密的制度，著重解決了明法過程中的三個關鍵環節的難題：其一，確保法令源頭文字之精準，足以永為校準之範本；其二，各級官署設定專職法官與法吏，並得修建專門藏室，保管核定校準後的法令文字；其三，嚴厲制裁導致法令文字錯訛的法官法吏。這些制度被商鞅的忠實追隨者以“商君之文”的名義記載在《商君書》中，堪稱中國古代惟一的《法令文字法》。

且讓我們來欣賞一番這兩千多年前的令人驚歎的法令文字制度！

其一，設定法官與法吏。中央設三法官三法吏：王室一法官一法吏，丞相府一法官一法吏，御史府一法官一法吏；郡署一法官一法吏，縣署一法官一法吏。各級法官法吏只聽命於王室法官一人，而不受所在官署之管轄，完全是後世說的“垂直領導”！法官法吏有三大職責：保管法令、核對法令、向行政官吏與民眾告知並解釋法令。

其二，設定專門儲存法令文字的“禁室”。無論是王宮禁室，還是中央官署與郡縣官署的禁室，都由該官署之法官管轄，其他任何官吏不得干預；禁室必須安裝秘密機關式的“鋌鑰”，放入法令的箱匣必須貼上蓋有王室或官署印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