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廣大貧僱農，團結起來，向地主階級進行鬥爭，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參軍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點束手無策。工作主要是陳明、趙可做的，我跟著參加會議，個別談話，一個多月，工作全部結束時，張家口也吃緊了。中秋節剛過，我們回到涿鹿縣政府，遇見到這一帶觀察部隊轉移路線的朱良才同志。他一見到我便說：“怎麼你們還在這裡！快回張家口去！”這時我想到溫泉屯的剛剛獲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國民黨反動軍隊的蹂躪，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報復迫害，我怎樣也挪不開腳，離不開這塊土地，我曾想留下，同這裡的人民一道上山打游擊；但這也必須回到華北局再說。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許這樣做，我到晉察冀老根據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間的碎石路上，腦子裡卻全是懷來、涿鹿兩縣特別是溫泉屯土改中活動著的人們。到了阜平的紅土山時，我對一路的同志們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已經構成了，現在需要的只是一張桌子、一疊紙、一支筆了。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創作。

我以農民、農村鬥爭為主體而從事長篇小說的創作這是第一次。我的農村生活基礎不厚，小說中的人物同我的關係也不算深。只是由於我同他們一起生活過，共同戰鬥過，我愛這群人，愛這段生活，我要把他們真實地留在紙上，留給讀我的書的人。我不願把張裕民寫成一無缺點的英雄，也不願把程仁寫成了不起的農會主席。他們可以逐漸成為了不起的人，他們不可能一眨眼就成為英雄。但他們的確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邊的人，在那個時候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後來我又參加過兩次土改；近二十年來我絕大部分時間也是在農村，接觸過各種各樣的人，其中大多數是農民或農民出身的人；我遇見過比張裕民、程仁更進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從豐富的現實生活來看，在鬥爭初期，走在最前邊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無缺的人；但他們可以從這裡前進，成為崇高、完美無缺的人。

我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就得進入書中人物的內心，為寫他們而走進各種各樣的生活。這些人物卻又紮根在我的心中，成為我心中的常常不能與我分開的人物。因此我的書雖然寫成了，這些人物卻沒有完結，仍要與我一同生活，他們要成長、成熟，他們要同我以後的生活中相遇的人混合，成為另一些人。他們要成為我創作事業中不可少的這裡那裡、新的舊的、各種各樣的朋友。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另一點體會。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厲害。原來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路，這時去區黨委二里來地走來都有困難。夜晚沒有熱水袋敷在腰間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爐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我從來沒有以此為苦。因為那時我總是想著毛主席，想著這本書是為他寫的，我不願辜負他對我的希望和鼓勵。我總想著有一天我要把這本書呈獻給毛主席看的。當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我不願把這種思想、感情和這些藏在心裡的話說出來。現在是不會有人認為我說這些是想表現自己，抬高自己的時候了，我倒覺得要說出那時我的這種真實的感情。我那時每每腰痛得支援不住，而還伏在桌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像火線上的戰士，喊著他的名字衝鋒前進那樣，就是為著報答他老人家，為著書中所寫的那些人而堅持下去的。

借這次重印的機會，我要感謝胡喬木、艾思奇、蕭三等同志。一九四八年的夏天，他們為了使《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得以出版，趕在我出國以前發行，揮汗審閱這本稿子。當我已經啟程，途經大連時，胡喬木同志還從建平打電報給我，提出修改意見。這本書得到斯大林文藝獎後，胡喬木同志還特約我去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文字上存在的缺點和問題。這些至今我仍是記憶猶新。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絕版以來，我心裡還常懷著一種對許多友人的歉意，好像我做了什麼錯事，對他們不起。其中我常常想到的是，坂井德三先生、金學鐵先生等。他們熱心中外文化交流，把《桑乾河上》譯成外文。他們自然也曾為這本書的絕版而感到遺憾吧。現在，好了，好了。我雖沒有什麼新的好訊息告慰他們，但這本書復活了，他們可能有的某些不愉快的心情也可以解凍了。我遙祝他們健康。

這本書得以重見天日，首先我應該完全感謝我們的黨。我以我們正確、英明、偉大的黨而自豪。世界上有過這樣敢於承擔責任，敢於糾正錯誤的黨嗎？現在我們的祖國不管存在多少巨大的困難，但我們是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讓我們團結起來，在黨中央領導下，為著九億人民的幸福，為著人類的美好未來，努力工作，努力創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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