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這般凌辱！

另一次坐“專車”，是我做了政秘科副科長以後，當時馮富強主持工作，我向他開了一口，他有點作難，但還是派小牛送我回家。那次是夏天，我回家看望生病的父親。那天上車後我才發現，車上還坐著一個女孩。就像我第一次知道“切諾基”和“帕傑羅”一樣，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此類女孩叫小姐。我坐在後面，小姐坐在前面副駕駛座上。小姐的腿裸至大腿根，有四分之三的乳房露在外面，就像籠裡放著兩個沒有熱氣的白麵饅頭。那次坐車，給我的感覺是在看一部質量低劣的三級片。一路上，小牛不僅用眼睛觀察小姐的大腿和乳房，而且換檔時，時不時順勢這兒捏一下，那兒摸一把。這樣極不利於行車安全。當我提醒小牛“注意安全”時，他卻嬉皮笑臉對我說，他的生命和我一樣寶貴，讓我放心地閉上眼睛睡覺去。我剛按他的要求閉上眼睛眯盹兒了一會兒，睜開眼時突然吃了一驚：車裡怎麼只有我一個人？忙扭頭向四周張望，見小牛拉著小姐的手正向一座小山包爬去。翻過這座小山包，有一片小樹林，他們的目的地顯然是那片小樹林。我當時十分氣惱，可又有什麼辦法？只能坐在車上耐心地等待。一個多小時後，兩人才又嘻嘻哈哈上了車。

那次坐小牛的車回家，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小牛眼裡，我這個人一路上基本不存在，彷彿是他放在車上的一個皮包或一顆西瓜，總之不是一個活物。更讓我憤慨而深感羞辱的是，在小牛眼裡，我的價值不及一個小姐！

那次也沒有將我送到家門口，只到村口。倒不是小牛不願送，而是我不讓他送。按照農村的習慣，送我到家後，車上的人都應該進家裡坐一會兒，喝口水。可我若將這樣一個描著黑眼圈，嘴唇塗得猩紅，穿著超短裙，腦袋像一個母獅子一樣的女人帶進家門，還不把我膽小的父母親嚇得暈過去？

兩次坐“專車”，其實與坐公共汽車沒有區別。我原本是想讓村裡人看看：魚貴喜的兒子坐“兩頭平”（農村人對小臥車的形象稱呼）回來了！這個資訊馬上會傳到村支書袁長鳴耳裡去，他因此會對我父母客氣一點兒，眼睛瞪得小一點兒。可我卻沒有達到這個目的。我像一個無用的棄物一般，被扔在了村口。公路在我們村西頭，我家在村東頭。我像坐公共汽車下車一樣，低著頭穿過村支書袁長鳴家，村主任袁飛龍家，村會計袁富有家，疾步來到魚貴喜家——魚貴喜是我父親的名字。

做了副主任科員和普通副科長後，我回家給父母親帶的禮物增至三百元左右。水漲船高，給大伯二伯帶的禮物標準提高到每份兒八十元左右。

我真正可以帶車回家，是做了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長和政秘科長之後。那幾年時間，除過沒有帶八缸三菱外，奧迪、紅旗、桑塔納，我每次回家輪著帶。有一次我甚至將麵包車帶回了家，拉著一車廂蘋果。我們袁家溝那一帶沒有果樹，娃娃們十分喜歡吃蘋果。我拉一面包車蘋果回去，讓父母親隨便分送給村裡的娃娃們。這些蘋果我並沒有掏錢，是用手中的權力換來的。

奧迪車是黑色，我們局那輛紅旗是藍色，桑塔納是紅色，麵包車白色。村裡人不知道這些車的名稱，便以顏色區分。每次我回家，見我乘坐的車從村中駛過，村人馬上互相傳播這樣一個資訊：貴喜的兒子這次是坐黑車回來的；這次是坐紅車回來的；這次是坐藍車回來的。

做了主持工作的副科長和科長之後，我給父親帶的菸酒價值增至八百元至一千元。給大伯二伯的禮物增至每份兒四百至五百元。三份兒禮價值兩千元左右。差不多在原來四百多元基礎上翻了五番。

帶小虎的八缸三菱回家，這是第一次！

這輛八缸三菱的顏色是黑藍色。村裡沒有人見過這種車。他們首先會在車的顏色問題上爭論半天。有些人認為是黑車，有些人認為是藍車，有些人乾脆叫“黑藍車”。就像過去將農村婦女叫“張王氏”或“李胡氏”一樣。

接下來他們會圍著車驚歎不已。這車太氣派了！停在那裡像停著一輛坦克，讓人不得不敬畏它。那些小孩子會發出驚歎：“瞧這車的腳有多大！”農村人說話幽默，他們總是用樸素的語言表達對事物最本質的認識。他們說的“腳”是指車輪胎。車輪胎不是汽車的“腳”嗎？沒有“腳”，它怎麼會疾行如飛？這車的輪胎像那種履帶壓路機一樣寬，或者乾脆就是一輛坦克，履帶翻卷著向前碾壓過來。在坑坑窪窪的土路上走，這車如履平地。即使遇到泥潭和沙坑，車子也毫不畏懼，頭一低，再一揚，就上去了。就像一個瀟灑的小夥子，將偏分頭向一邊一甩，躍身便跳過一個寬闊的壕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