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上代表了當今現代化國家和地區的一些基本模式。需要指出的是，這裡的國家（地方政府）、市場和社會的百分比率並不是一個科學的量化資料，而是根據經驗觀察到的三者強弱關係的一種簡單實用的表達。雖然這不是精確的量化結果，但這基本上是世界各國學者公認的強弱關係，比如大家都知道美國市場力量強大，而瑞典則是國家力量比較強大。這也是筆者多年閱讀和學習不同資料，再加上有意識的比較和觀察的結果。

我們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各自不同的模式中也發現了現代化國家（地區）的普遍相似之處：那就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率先完成了理順和界定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和權力界限的重要任務，因此不僅成為現代化國家（地區），而且牢牢掌握了現代政治文明大門的金鑰匙，其他還沒有理順這些關係的國家註定了還要在現代政治文明的外圍徘徊，直到有一天實現了上述制度為止。

上述8個國家和地區中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尚不符合西方的*標準，日本雖然實現了競爭式*選舉，但是日本自民黨長期透過選舉實現一黨執政，只有在１９９３年短暫失去執政權兩年，因此日本在西方政治家眼中總是“*異類”，而瑞典的社會*黨恰巧也是瑞典政壇的常青樹，從１９３２年到今天瑞典的社民黨僅僅丟失了兩屆政權，執政累計達７０餘年，也被西方政治觀察家稱為“社民黨的霸權政治地位”。無論別人怎麼稱呼，今天沒有人會否認瑞典和日本是現代化國家，也不會有人把香港和新加坡看成是落後地區和國家。這再次印證了筆者的觀點：一個國家（地區）能不能成為現代化國家（地區），跟多黨選舉和兩黨制並沒有必然的聯絡，新加坡和香港是當之無愧的現代化社會和令後進國家無比羨慕的現代化典範，而大量實現了表面意義上全國*選舉的國家卻遠遠稱不上現代化國家。這期間最根本的不是形式上是否實現了全國大選和多黨選舉，而是能否用法律來明確劃出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和經濟之間的邊界和權力範圍。不能確定三者關係的國家（地區），哪怕是實現了多黨*，也依然遠離現代化社會，而且在選舉中，各種*、濫用權力、錢權勾結、購買選票都會讓選舉完全走樣，最後離真正的*政治依然有千里萬里之遠。

第七章　中國崛起的戰略機遇（11）

民眾需要多元化的表達通道

德國社會學家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認為，*制度之所以優越於極權主義制度，在於*社會的多元化機制為社會危機、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提供了疏通的渠道，*社會也為社會各個群體和階層提供了多樣化的意見表達渠道和利益表達機制，而這些疏通的渠道可能讓社會上的問題、不平等和衝突因素透過社會利益博弈機制得到解決，而社會弱勢群體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可以因為多元化的表達機制得到公開，因此也可以引起社會和公共輿論的重視而得到改善，從而不會使社會群體遭受到絕對剝奪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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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１…12　解決社會衝突的機制：建立社會中間層

圖11…12表示的是一個現代社會的疏通機制。由於進入現代化或是向現代化轉軌的國家採用的都是市場經濟制度，在市場經濟制度和市場機制之下，社會日趨多元化，社會的利益訴求和利益走向也日益多元化，每個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都會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每個國家不同的區域都會形成不同的利益訴求，每一種職業和社會行業都會形成自己的利益價值觀。在這種複雜的、千變萬化的利益追求和利益鏈條中，勢力強大、擁有資本的利益群體往往會成為競爭中的贏家，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市場規則尚不透明的市場經濟國家，權力可能介入市場和資本相結合形成權力資本交換、權力資本共生和權力資本*等現象，從而形成擁有資本和權力的群體贏者通吃的現象，甚至形成經濟領域裡的壟斷現象，進而徹底破壞市場競爭中應有的機會平等原則，同時破壞社會應有的基本公平和正義原則，導致大量的弱勢群體（如工人、農民和部分職員）的利益受損，甚至形成危險的絕對剝奪的局面。

其實今天中國社會大家特別關心的弱勢群體的利益和社會公平問題在西方國家早期的發展中都出現過，這些問題都不是新問題，而是老問題，西方社會在其幾百年的工業化程序中既享受了市場經濟和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空前經濟繁榮和生產力的提高，也深受市場經濟和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禍害之苦，比如環境汙染、勞工條件的極端惡劣、工人階級遭受到殘酷剝削和消費嚴重不足引發的經濟危機等。面對社會不平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