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製造業是大國，產品創新呢？人口數量是大國，人口素質呢……昔日的文化大國，在我們這一代也已萎縮成文化小國。

中國在快速發展，如果骨骼不長，肌肉不長，突然一下變得很大，是巨人症。沒有內部各種各樣的發展，大國很難名副其實。

張宇燕（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不是想不想當，而是全世界都已把中國當大國，中國必須承擔國際責任。

現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有三件：應對金融危機、清潔能源、氣候變化。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能源消費量世界第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跟美國加一起超過全球總量的一半。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這幾件事都很難解決。

陳明（《原道》主編）：我理解的大國，首先是在南海、臺灣、新疆、西藏等問題上的核心利益能得到尊重；其次是在這個體系裡的“法權”能夠得到保障，不受各種超規則的指摘刁難。

跳出復仇心態

張宇燕（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撒切爾夫人任首相時的外交大臣傑弗裡？豪幾年前寫了篇文章，對中國提了三個問題：一是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的可持續性有多大；二是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適應這種持續高速增長；三是如果中國成功地做到了前兩點，30年便會成為世界的領導者，那時，中國將向世界提出什麼要求？

我覺得他內心深處關心的還是最後一個問題，中國真正強大後如何對待曾經侵略凌辱過自己的西方。在部分西方人看來，相當多的中國人所追求的，就是有朝一日向西方復仇。

劉東（北京大學教授）：“大國”首先有個“大”字。得道可以多助。德國不想當大國？沒辦法，被打敗了。真正的“大國”不僅是中國人的福祉，也是世界的福祉。

喬良（空軍指揮學院教授）：不能空談正確的東西，許多聽上去正確的東西，實際上行不通。比如全球資源就這麼多，幾千年來中國人用很低的成本養活了這麼多人，按說這是可持續發展的最佳模式，但西方崛起的模式是把全世界資源都採完用盡，中國怎麼辦？學西方，一塊完，不學，自己完。這就是今天的悖論：別人都虎狼式發展，中國能潔身自好麼？

劉東（北京大學教授）：道德是空談嗎？不是。儒家的信仰是，即使陷入到“資源就這麼多，我不用你也會用完”的困境之中，我也要修正你。分歧就在這，政治學家已經把道德給閹割掉了，認為都是騙人。

尤其，道德是日常生活的基礎，沒有它，社會共同體都很難構築起來，甭說跟別人打交道。蘇聯就是無法獲得內部成員認同，解體了。　txt小說上傳分享

序（2）

喬良（空軍指揮學院教授）：道德對社會內部非常重要，但到了國家層面就很難說。美國人的基督教道德水準比歐洲人還高，很保守，可到了國家層面，美國人最不講道德。

張宇燕（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但丁在《世界帝國》中說，強大的實力和崇高的道德是成為世界帝國的兩大條件。道德問題非常複雜，用到個人或小群體時是一種情況，運用到國家層面往往是另一種情況。要多一個心眼，道德被用來服務於國家利益的事例太多了。

以“軟外交”化解威脅論

李少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的確，中國現在面臨兩難：為了國家利益，必須進行“權力政治”的互動，特別是發展和使用軍力，為了和平發展，又必須儘可能避免其不利影響。基於此，中國應開展三類不同的外交。

首先是與權力互動對應的外交，也就是“實力外交”：韜光養晦，適度發展和使用軍力，要儘可能低調，不到萬不得已，不顯示武力。

其次要有與國際制度對應的“制度外交”，中國早晚要加入絕大多數國際制度和組織，可以更主動一些，對一些不利於中國的制度，只有加入才能改變。

第三是與觀念建構對應的“公共外交”，用善意的行為話語，塑造本國良好的形象，改變他國政府和人民在一些領域的誤解和偏見。中國必須增加投入，巧用軟實力，與各種行為體對話溝通。三類外交中，應以積極的“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消解“實力外交”的消極後果。

反駁“新殖*義”質疑

喬良（空軍指揮學院教授）：大國思維未必是帝國思維。有人認為中國利益在擴張，應該把別的地方當成殖民地，美國半個世紀前就已經拋棄了這種思維。美國人發明了“金融殖民”這種新模式。從1971年美元跟黃金脫鉤，透過金融全球化，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