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見友人瞬息間變成了鬼，老聽人嘆某人的死亡，而隨後，嘆人者亦變成了被嘆者…… 我是很小的時候就覺察到死亡的，老覺那是個可怕大洞。侍在身側，老想往洞裡拖我。我晝夜發抖，恐懼這世上竟有這樣一個東西。漸漸，我明白了，不但人會死，那月亮，那太陽，這地球，都會有死的一天。於是，我心中又升起一個疑問：既然終究都得死，這活著，究竟有啥意義？ 從少年時代起，我就尋找意義，但我可悲地發現，一切都沒有意義。死亡來臨時，讀的書沒有意義，蓋的房沒有意義，寫的文章沒有意義。若真能寫出傳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壽命，便知那所謂傳世的，仍是個巨大的虛無。地球命盡之日，托爾斯泰也沒有意義。於是，我曾許久地萬念俱灰。 這種幻滅感的改變是在我接觸到佛教之後。當我看到佛捨身飼虎和割肉喂鷹時，我忽然發現了意義。這意義，便是那精神。那虎鷹和身肉，均已化為灰塵，但那精神，卻以故事為載體，傳遞給千年間活過的人。這精神會照亮心靈，許多人因此離苦得樂了。這，便是意義。 文學的意義亦然。其意義，非名，非利，而在於文學該有的那種精神。前者如過眼煙雲，後者則可能相對永恆。 我認為，好的文學必須做到：這世上，有它比沒它好，讀它比不讀好。因為它的存在，能使這世界相對美好一些。如果達不到這一點，就不是好文學。 為了實踐我的感悟，我用了二十年的時間，終於進入文壇。但我可悲地發現，時下的文學，早已喪失了我所向往的“意義”。 老有圈外人問我：文壇究竟咋樣？我答：有善有惡。善者，可比菩薩；惡者，欺世盜名。 他又問：善惡之比如何？整體評價咋樣？ 我默然。 但私下裡，我對文壇還是有評估的。我之標準，是《佛子行三十七頌》，其中有一頌如是說： 伴彼若是三毒長，並壞聞思修作業， 能轉慈悲令喪失，遠惡友是佛子行。 可見，“惡友”的標誌是：一旦與之接觸，則貪婪、嗔恨、愚痴三毒增長，慈悲心消失。 一個偶然的機緣，我進入文壇。不久，我吃驚地發現，不知不覺間，我竟然開始墮落。 我多了貪，開始在乎文壇的排名；多了嗔，當你的作品被人惡意糟踏時；多了痴，一日日地迷失了自我。復歸到西部小城後，我竟然失卻了先前的那份寧靜和超然。 按《佛子行》的說法，我顯然遇到了“惡友”，可那一張張熟悉的面孔，顯然又不惡。粗看來，那一個個單個的個體，分明都不壞，有的甚至是明顯的好人。可奇怪的是，當我再一次進入文學圈子，仍會不知不覺間向下滑落。 這是很怪的現象。當一個群體不能使與之接觸者漸趨高尚，反倒使貪嗔痴“三毒”增長時，說明它定然出了問題。 《佛子行三十七頌》還提到了應該接觸的“善知識”： 伴彼若令惡漸盡，功德猶如月初增， 則較自身尤愛敬，依善知識佛子行。 顯然，這種“善知識”，在文壇上也不少。但無異，他們並不佔主流地位。否則，文壇是不會增長人的“貪嗔痴”的。 我清醒地促使自己去分辨哪是善知識？哪是惡友？但我吃驚地發現，當我面對個體時，我都能從他們的身上發現閃光點，但綜觀文壇整體時，仍覺有一種令我增長“三毒”的濃濃的氛圍。換句話說，時下的中國文壇，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氣候。許多“善”人，不知不覺間，就會被那風氣“醃”透，進而繁衍出一種“惡”來。更可怕的是，被醃者並不知道自己已被異化，反倒樂此不疲地趨之若鶩。 當這種不好的風氣佔主流地位時，就會形成一種有利於這風氣執行的潛規則。進入這規則的任何一個外物，其命運只有兩種：你要保持清醒獨立，遠離規則，那規則就會忽視你的存在，像上海作家李肇正，著大文300萬言，至死都得不到評論界的關注；要麼，你由遭遇“惡友”而潛移默化，終而成為“惡”的來源，除非，你遇到了能發出巨大聲音的“善知識”。 我曾虔誠地想進入文壇，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進入文壇之後，卻又想決然地遠離它。因為，我的信仰和智慧告訴我：所有滋長“貪嗔痴”的外物和外境，都定然是“惡”的，是必須要遠離的。我逃離時的那份急切，如脫了槍口的小鹿，只想找個密林深處，靜靜地舔舐傷口。 但同時，我發現，千千萬萬個人仍在拚命地湧向那個被佛子們視為“惡友”的所在。 我很可惜一些作家，花費黃金買不來的生命，去製造大量的垃圾，浪費自己生命，浪費別人的生命。有好些人，在他的肉體消失之前，作品便已消亡。更有甚者，其存在的價值，就是以自己的才華，宣揚一種罪惡。這世上，沒有他（她）的書，比有他（她）的書好。 我常說，沒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