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雅主動提出借錢給廠裡，幫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高興之餘，我說晚上要請厂部的人吃飯，慶祝修造廠全面復產。

話音未落，辦公室的門被人推開，一個身穿皮衣皮褲皮靴，手裡提著大頭盔的小夥子，裹著一團冷風走了進來：“龍哥請客，千萬別把我落下。”

我聞聲轉身，疾行兩步，重重擂了來人一拳：“什麼風把你小子吹過來了？”

這個胖乎乎的傢伙，是我的兄弟衛大寶。

衛大寶經常給人吹噓，說自己和“龍哥”是過命的交情，比親兄弟還要親。

我很討厭“龍哥”這個江湖氣十足的稱呼，不止一次警告過他，以後不許這樣叫我，不然和你斷絕關係，兄弟相忘於江湖，誓不來往。

大寶壓根不吃我這一套，說兄弟兄弟，有兄有弟才行，想絕交，你一個人說了不算，弟弟我同意了才能算數。

大寶說，“龍哥”這兩個字他叫起來順口，能證明咱哥倆的關係和別人不一樣，能表達兄弟對你海枯石爛，天長地久的深情厚意。

聽聽，都是些什麼亂七八糟的理由。

面對大寶的無賴相，無論什麼樣的警告和威脅都沒用，我沒辦法，只能隨他的便。

體制內的人對這類事比較敏感，一個年輕幹部，在機關單位裡，如果整天被人“龍哥”、“龍哥”的喊來呼去，遲早是要被領導叫去談心的。

幸好，我參加工作時年齡小，無論在哪個單位上班，打交道的基本上都是年齡比我大的人，只有我叫人家哥的份，很少遇到叫我哥的人，所以“龍哥”這個稱謂，到目前為止，使用者只有衛大寶一個人。

我自己也沒想到，短短三四年之後，“龍哥”這個名號，會在古城煤老闆的圈子裡叫得極響，成了我林某人的代稱。

衛大寶說和我是過命交情的兄弟，這話倒不是吹牛，我至少救過他半條小命。

我倆是同一批被招工到榆樹坪礦的，一起參加了新工培訓，又一塊被分配到運輸隊當軌道工。

當時，我還沒過十六歲的生日，衛大寶更過分，他比我小一歲，才十五歲就當了礦工，嚴格來說，我和他都是童工。

大寶是當地人，家就住在礦區南邊的山坡上，步行最多一個小時就能回家，騎摩托的話，也就十幾分鐘的事。

榆樹坪建礦時，徵用了大寶他們村幾乎所有的耕地，和村裡簽了協議，未來十年內，村裡的適齡青年，在礦上招工時有優先權。

我和大寶參加工作的時候，榆樹坪礦剛投產不久，產能正逐漸釋放，每年都會招收大批新工。

當地農村的年輕人，只要願意，都能到礦上上班，從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端上國企正式工的鐵飯碗。

當時，村裡的人想方設法更改未成年子女的年齡，把他們塞進礦上當工人，早早開始給家裡掙錢。

更改年齡在當時不難，是一種稀鬆平常的社會現象。

招工時，衛大寶的年齡只虛報了三歲，還不算太過分。

我知道最極端的情況是，生活還不能完全自理，動不動就抹著眼淚要找媽媽的十二三歲的小男孩，也能成為檔案齊全的正式工。

領導不敢讓他們下井，只能安排在地面輔助單位，幹些擦桌子掃地之類的雜活，相當於把這些娃娃們養了起來。

我和衛大寶年齡相近，都是農村出來的娃娃，能玩到一塊，很快就成了形影不離的朋友。

軌道班的工友都比我倆的年齡大，人家不帶我們玩。

上班的頭半年，我和衛大寶在單位裡是難兄難弟，一起上班，一起下井，一起幹活，一起洗澡，一起吃飯。

大概是我們在運輸隊上班第四個月的一天，班長安排兩個老師傅，帶著大寶和我兩個新工，在井下下山車場更換道岔。

一口氣幹了一個多小時，大家都有些累了，停下來休息。

兩個老工人有經驗，往前走了幾十米，在過了車場彎道的地方坐下來聊天。

我和大寶懶得動，在軌道邊找了個乾燥的地方，把安全帽坐在屁股下，背靠著巷道巖壁打盹。

迷迷糊糊中，我被一連串奇怪的聲音驚醒，抬頭望去，只見漆黑的上山巷道遠處，驟然閃過一溜火星，同時伴隨著轟轟隆隆的巨響。

“跑車啦！”

腦海中閃過安全培訓時看過的幻燈片的畫面，我下意識地大叫一聲，拽起迷迷糊糊的大寶，連滾帶爬撲進了三米之外的“躲避硐”。

我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