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斷學業，離開家鄉，到幾百公里外的榆樹坪煤礦當工人，是因為家族裡死了一個人。

父母生活的村子叫張寨村，林家在村裡是小姓，只有五六戶人家，三十多口人。

十三年前，族裡一個堂叔從部隊復員後，去了古城榆樹坪礦當工人，上班剛一年，就因井下發生事故丟了性命。

按當時的政策規定，工亡職工的家屬子女，只要符合條件，可以接替離世親人的工作，這種情況，就是人們過去常說的“接班”的一種形式。

堂叔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堂嬸，一隻手有殘疾，不符合接班條件。

堂叔堂嬸沒有兒子，只生養三個女兒，最大的當時十歲，正在上小學三年級。

家族裡的長輩，不捨得浪費親人用生命換來的，可以端上鐵飯碗的機會，決定在家族範圍內另選一個人，接族叔的班。

林氏的人丁不旺，長輩們挑來選去，發現只有我林子龍是唯一合適的人選。

當時，我剛參加完縣一中的招生考試，在家裡等待考試結果和學校的錄取通知書。

一中是縣裡最好的高中，是省級重點學校。按平時的學習成績，結合這次考試後的估分結果，我考上一中應該不成問題。

得知族裡的長輩想讓我接堂叔的班，到煤礦上班的訊息，我十分抗拒，明確告訴父母，我想上高中，然後上大學，堅決不當礦工。

父母是農民，沒什麼文化，容易被眼前的利益誘惑，怎麼可能放棄能讓兒子成為公家人，端一輩子鐵飯碗的機會。

這可是磕頭燒香都求不來的大好事啊，父母根本不理會我的抗拒，在族裡長輩的主持下，很快和堂嬸達成了協議。

我以養子的身份，接堂叔的班，交換條件是，我上班後，每個月要從工資裡拿錢給堂嬸，前三年每個月二十元，三年後每年增加兩元，一直到堂嬸離世。

長輩們辦事的效率很高，兩三天就辦好了蓋著縣鄉民政部門大印，有諸多見證人簽字的“領養協議”，協議的落款日期是十年前的某天。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我在派出所的戶籍檔案也被改了

還有兩個月才過十六歲生日的林子龍，出生日期被提前了兩年多，一夜間變成了十八歲的成年人，成了有選舉權的共和國公民。

這種隨意修改戶籍資訊的情況，在當時是很常見，甚至不需要派出所所長出面，給戶籍警送兩條煙兩瓶酒就能辦妥。

後來我曾想過，如果不是自己和堂嬸的年齡差只有十七八歲，說不定族裡人還能省點事，不用辦“收養協議”，直接給堂嬸換個戶口本，把我的名字加上去，我就能以堂叔兒子的身份，名正言順地接替因公死亡“父親”的班。

當爸爸把“招工體檢表”放到我面前，讓我明天早點起床，起床後不準吃飯喝水，跟他去縣醫院體檢的時候，我知道一切都無法改變，反抗已經沒了意義，也就放棄了掙扎和努力。

在父母的眼裡，我是沒有長大的孩子，不知道一個鐵飯碗對農民家的子弟來說，是多麼金貴的東西。

於是，懵懵懂懂的我，以工亡子女的身份，成了榆樹嶺煤礦的正式職工，並因為這個身份受到了特殊關照，沒有被分配到危險程度最高的採掘一線，而是成了井下運輸隊的一名軌道工。

煤礦井下工人的工資，至少比其他行業要高兩級，我剛上班，月工資就是四十二元，一年後漲到了五十四元。

上班前兩年，每個月開工資後，把自己當月的生活費留下，剩下的錢我會在第一時間寄給父母，父母從中拿出二十元交給堂嬸，餘下的用以貼補家用。

後來，每個月到手的工資慢慢多了，我不再每月去郵局，而是兩三個月才給父母寄一次錢，每次的數額都不會少。

十多年來，我從來沒有親手給過堂嬸一次錢，因為我覺得，這種事對自己來說，是恥辱，是傷害，是埋在心底的痛。

父母很淳樸，知道感恩，我每次回家，他們明知我不情願，還是要替我準備好禮物，催促並監督我去看看堂嬸。

把禮物給嬸嬸放下，陪她說了幾句閒話，前後不到五分鐘，我就找了個藉口告辭。

這是我的一貫做法，嬸嬸不以為忤，高高興興把我送到門口，明知我不會來，還像以前每次一樣，叫我晌午到她家吃飯，她給我包蘿蔔豆腐餡餃子。

離家的時間長了，我發現自己對父母的感情也淡了。

長時間不回家，想家鄉想父母，可每次回老家後，興奮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