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靜深拖著空殼一樣的軀體已經活了十幾天了，其實當他那天從收音機裡聽到日本昭和天皇用“鶴音”宣告日本戰敗的詔書時，他就知道一切都該回歸消寂了。

今天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天，當然，他並不知道即將發生的這件事。與往常一樣，此刻他在紅松辦公桌前坐著，右手託著長鬍茬的下巴，左手的拇指和食指習慣性地捻著一串泛著烏濛濛的油光的老包漿鳳眼菩提子手串。眼前一臺日文假名打字機上已經打出了大半頁紙，桌上的堆滿了檔案、報告、照片、錄音帶甚至是錄影帶等各式檔案和材料，它們都是關於同一個人的，它們將廖靜深和打字機括了起來。他用並不熟練的右手指尖又神經質般敏感地點了幾個字，然後揉了揉眼睛，戴上眼鏡，像以往審查犯人般逐字逐句地檢查著。

“林重，”廖靜深嘴唇稍稍抽搐了一下，輕輕念道，“生於1905年，即明治三十八年的大連……”

這裡肯定不對，因為它讀起來很彆扭，肯定不對，廖靜深很快就發現了。他那鼻毛剪得很乾淨的鼻孔裡頗為不滿地長出了一口氣。

“我好歹也是特務調查處處長，怎麼還能犯這樣的低階錯誤？”廖靜深想著，一把撕下這張紙，揉成一團扔進腳邊的垃圾桶。可他又將它抓起來，抻開、鋪平，再讀了一遍。

多少年都沒有寫這樣特大案件的報告了，廖靜深搖搖頭，掏出左邊口袋的煤油打火機，右手提起這張紙的一角。他連著打了幾下火，一束火苗躥起，從下方將紙點燃。

日本人最討厭像我這樣浪費紙張了，尤其是神谷川先生。廖靜深看著手裡的紙張在火焰的裹挾中燃燒、變形，這樣想。他驀地又想到，就算討厭又能怎樣呢？現在沒人能管得了我了。

當紙張帶字的部分全都成為灰燼時，廖靜深將它塞進手邊的那個幾乎沒了水的滿是菸蒂和菸灰的黃而黑的玻璃罐頭瓶裡，屋子裡悄然出現了一種摻雜著菸草味的燃燒後的奇怪味道。

看見從窗簾間隙中透進來的曙光，廖靜深雙手撐著椅子扶手，緩緩起身。又是一個不眠之夜過去了，他把桌上的日本臺歷翻到新的一頁，上面印著昭和二十年，公元1945年8月22日，水曜日。

廖靜深發現腿有些麻了，血管裡像有無數的小蟲子在爬。他把手串戴上，雙手後背，欠著身子弓著腰像個老母雞一樣滑稽地挪到窗前。他的動作像是十十幾天前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那兩顆巨型炸彈引起的震盪波，把地上的灰塵揚起，在射進來的光線中無謂地翻卷著，就像那些在爆炸中化為齏粉的人。他將深紅色的厚重的窗簾拉開，陽光透過明亮的窗戶滿滿地裝了進來。

窗臺上擺著一個盆景，裡面栽著一顆矮小的黑松和幾簇高瘦的文竹。樹叢下面，一個瓷做的老漁翁穿著蓑衣，坐在長滿青苔的泥土上。

這盆景算不上精巧，也不屬於任何一個盆景流派，因為它毫無章法，沒有明顯地突出主題性、層次性和多變性，在有些來過他辦公室的日本盆栽高手眼裡，它甚至有俗不可耐。廖靜深曾經異常地喜歡它，他每次都要俯下腰左右觀賞一陣，拿起噴壺，朝盆景上小心翼翼地噴些水，然後目光從老漁翁的身上茫然地遊離至窗外。但是自從十幾天前，他的兒子在長崎與七萬人一起飛灰湮滅之後，他就再也沒這麼做過。

廖靜深所在的這棟警察部大樓地面之上一共三層，樓很長，但並不寬。它的外牆上緊束著幹練的豎直線條，是一個標準日本武士的身材，沒有一絲贅肉。甚至有傳言說，它的設計靈感來自關東州警察部的首任部長的臉。大樓面前是朝日廣場，廣場上的草坪鬱鬱蔥蔥。廣場的北面是關東州廳本部的辦公樓，樓前靜靜地趴著幾輛車，關東州廳辦公樓和東邊的關東州警察部大樓一起拘禁著廣場中央佇立的太陽旗和旭日旗。燥熱的空氣中難得來了一絲微風，風拽著旗，它不情願地欲展欲舒，除此之外，偌大的廣場連一個會動的東西都沒有。

一隻早起的蟬在玉蘭樹上猛地叫了幾下，廖靜深摘下眼鏡，使勁揉了揉本就不大的一雙眼睛。他偶然瞥見窗戶玻璃，上面映出一個陌生的、形同路人的形象。

這人梳著多日不洗的背頭，那頭髮被汗水和油脂粘成一綹綹的，烏黑的眼眶深陷，由於暴瘦，額頭上的抬頭紋都無力地垂了下來，脖子上的皮也鬆了不少，往日穿著合身的西服現在幾乎像是掛在衣架上……原本一百六十多斤的自己，目前居然成了這個不足一百二十斤的頹樣。廖靜深的鼻腔裡似乎還嗅到了一股腐屍的氣味兒，他對著窗外的玉蘭花枝眯起了眼。

“林重，”廖靜深揹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