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原文メソヂスト)教會來天津,1939年,基督教“自由邁吉斯特”(原文自由メソヂスト)教會來北京,救世軍來濟南。接著,日本基督教則有東亞傳教會、日本基督教會、日本組合基督教會、日本邁吉斯特教會、日本西部“納匝倫”(原文ナザレン)教會、“基堯麥”(原文きよめ)教會、聖教會等也紛紛來華,日本基督教會有二十個教派,其中在中國設有教會的有八個。根據東亞研究所編《日本在支文化事業》一書中《日本基督教各派在支教勢一覽表》的統計,這些基督教教派在中國各地設立了四十八個教會或教會支部,其中絕大部分是在1937年七七事變後設立的,設立的主要地點均在中國東部大城市,其中北京、天津、上海、青島、濟南五地最多。
除了日本的宗教大舉登陸中國外,日本還對中國原有的宗教組織加以嚴格控制和管理,在日本軍方的支援和授意下,一些附逆宗教人士成立了若干宗教組織機構,表面上由中國人任“會長”,但均有日本人做“顧問”,主要有:
一、同願會,地址在北京,會長是夏蓮居,另配“日本人顧問”十名,主要負責將僧人送往有關的佛教學院訓練,並將訓練過的僧人派往各地的中國寺院。經費由偽“臨時政府”和“興亞院”承擔,其中1939年由興亞院撥款十萬元。
二、中國回教總聯合會華北總部,地址在北京,1938年2月成立,會長是王瑞蘭,顧問是高垣信造。成立六個區,即北京區、濟南區、太原區、張家口區、包頭區、河南區。經費由日軍“特務部”提供,並受日軍特務部的“指導聯絡”。
三、“中支宗教大同盟”,地址在上海虹口路。為日本人獨立開設。分為神道部、佛教部、基督教部、總務局等四個分支機構,該組織的直接後臺是日軍特務部,後來交由興亞院監督管理。
總之,在日本侵華過程中,日本的神道教成為“侵略神道”,日本的許多佛教宗派離經叛道,墮落為鼓吹戰爭和殺人的佛教,許多基督教的派別也被拖下戰爭泥潭。日本宗教在日本侵華戰爭、在對華文化侵略中的所作所為,在日本現代宗教文化史上留下了可恥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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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部隊”和侵華戰爭 簡介(1)
“筆部隊”指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宣傳機器把派往侵華前線從軍採訪的作家們。實際上,不僅是到侵華戰場從軍的作家是“筆部隊”,凡是以文筆的方式、以文學活動的方式參與、協助侵略戰爭的文學家,都可以歸為“筆部隊”。
在侵華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實施“文壇總動員”,除極個別的以外,絕大多數日本文學家積極“協力”侵華戰爭。他們中,有些人作為“從軍作家”開往中國前線,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有些人應徵入伍,成為侵華軍隊的一員;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種各樣的軍國主義文化和文學組織,以筆為槍,炮製所謂“戰爭文學”,為侵華戰爭推波助瀾。他們或煽動國民的戰爭狂熱,把侵華戰爭說成是“聖戰”;或把戰爭責任強加給中國,為侵華戰爭強詞爭辯;或把日軍的殘暴行徑加以詩化和美化,大書“皇軍”的“可愛”和“勇敢”;或醜化中國人民,渲染中國及中國人如何愚昧和野蠻;或歪曲描寫淪陷區的狀況,胡說中國老百姓和“皇軍”如何“親善”;或對淪陷區人民進行奴化教育和欺騙宣傳……
大量炮製“侵華文學”(即所謂的“戰爭文學”),是“筆部隊”的主要“業績”,也是日本文學家“協力”侵華戰爭的主要手段。因此,本書中對“筆部隊”的揭露和批判,是以“侵華文學”為中心來進行的。“侵華文學”,指的就是以侵華戰爭為背景、為題材,為侵華戰爭服務的日本文學。
在日本,日本文學史著作在談到侵華戰爭期間的日本文學的時候,常常一帶而過。更有一些當事的文學家和後來的研究者對戰爭時期日本文學家的所作所為諱莫如深,甚至掩蓋、歪曲歷史。幾十年來,日本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學者對戰爭時期的日本文學進行了研究,出版了一些有參考價值的著作。但這些著作往往把研究物件籠統地稱為“戰爭文學”。所謂“戰爭文學”看起來倒是一個頗為客觀的概念,但是這個概念卻很難表明日本“戰爭文學”的軍國主義的、非正義性質,因此它在價值判斷上具有一定的暖昧性。在世界文學中,一切以戰爭為題材的作品都可以稱作“戰爭文學”。反侵略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文學可以稱為“戰爭文學”,鼓吹侵略的、法西斯主義的文學也可以稱為“戰爭文學”。早在日本侵華戰爭初期,侵華文學正在泛濫的時候,日本就有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