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的債務服務。

外國勢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財政以外，還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統、鐵路系統、灌溉工程、採礦企業和市公用事業。此外，帝國仍受制於外國人自15世紀起就在奧斯曼帝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條款即治外特權。這些治外特權包括免受奧斯曼朝廷的管轄和免交包括個人稅和關稅在內的某些賦稅。這些賦稅被規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奧斯曼政府不得擅自提高，除非經歐洲諸強國同意；不用說，歐洲諸強國是不會輕易同意的。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奧斯曼帝國甚至出俄國更多地處於與歐洲的半殖民地的經濟關係中。

西方的所有這些壓迫和控制的影響不可能得到精確的估計。但是，毫無疑問，它們逐漸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堅如磐石、難以攻破的伊斯蘭教結構。運河、鐵路、銀行、傳教士、學校和報紙構成了一個背景，從而說明了19世紀後半世紀在土耳其人中間發生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覺醒。

這一覺醒的最著名的領袖是易卜拉欣·希納西、那米克·凱馬爾和阿卜杜勒·哈米德·齊亞。這些人並不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然而，他們確具有某些共同的經歷，確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則。他們都曾在西歐生活過，都不僅對西方的物質成就而且對西方的思想和文學印象極深。他們回到君士坦丁堡，決心消滅他們這時認為是波斯的古典主義的暴政的東西，這種東西以往長期地支配著奧斯曼的語言和文學。他們丟開波斯和阿拉伯的言詞、措詞而採用更純正、更簡單的土耳其語。他們翻譯外國的著作，尤其是法國作家加拉辛、拉封丹，盧梭、孟德斯鳩和孔多塞的著作。他們創辦了第一份獨立的土耳其報紙；這份報紙雖然發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館和市場有廣泛的讀者群。

這些早期的改革者沒有組成一個政黨。當時，奧斯曼帝國僅有的真正的政黨是在個別的政治領袖周圍聚集起來的〃執政黨〃和〃在野黨〃。但是，到1865年，由傾向於西方的青年作家們組成的一個界線相當分明的集團已圍繞報紙〃Mushbir〃即《喜訊先驅報》而形成。這家報紙除了支援別的事物外，還主張引進某種形式的立憲代議制政體。這一點是帝國政權所忍受不了的，它於1867年查禁了這家報紙。報紙編輯及其同事這時發現他們所處的境況與19世紀初謝里姆三世所處的境況相同，由於缺乏群眾支援，他們不得不逃到巴黎和倫敦，在那裡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抨擊帝國政權。

當時，土耳其少數政治家已認識到，一個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綱領是帝國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其中傑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1858年），他們兩人都擔任過最高的大臣，頒佈過許多改革法令。1876年5月，米德哈特利用國內的一次財政危機和巴爾幹地區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蘇丹阿卜杜勒·阿齊茲退位。然後，他制訂了一部憲法，該憲法規定了一個民選議會、一部權利法案和一個獨立的法院系統。新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這一憲法，然而，他無意遵守憲法。1877年1月，他撤銷米德哈特的職務，將他逐出君士坦丁堡。當時，僅有的抗議跡象是在牆上出現了少數標語。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臨著一種群眾的惰性，這種惰性可與1825年使俄國十二月黨人徹底失敗的那種群眾的惰性相比。因而，阿卜杜勒·哈米德能在19世紀其餘的時間裡作為其帝國的無人挑戰的主人進行統治。

在那數十年間，阿卜杜勒·哈米德透過無情地反對民族主義和立憲主義的分裂性力量來執掌政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阻止人們去國外旅行、學習，保持一大批密探，並對新聞界實施嚴格的檢查制度。他的特務們時常將小批小批的不滿分子攆走；這些不滿分子多半是知識分子和官員，通常逃到巴黎避難。他們在那裡出版批評哈米德獨裁政權的期刊和小冊子，因而在西歐一般被稱作青年土耳其黨。阿卜杜勒·哈米德統治下的包括阿拉伯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庫爾德人和猶太人在內的各從屬民族的革命領袖們也加入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所有這些民族的代表為了組成一個反對獨裁政權的共同戰線而於1902年2月在巴黎舉行一次大會。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除了他們都不喜歡這個蘇丹外，他們在任何問題上都沒取得一致意見。一群人希望土耳其人佔優勢和實行中央集權制統治，而另一群人則贊成實現一個權力分散的、各從屬民族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國。

當流亡的知識分子在巴黎爭吵不休時，傾向於改革的土耳其軍隊的領袖們正為打破蘇丹對帝國的控制而採取決定性的措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