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就是從漢字的特點中產生的。

現存所有卜辭，均是就戰爭、祭祀、農事等各項事件問卜於鬼神，以確定兇吉可否的記錄，充滿了原始信仰的氣氛。商人所信奉的鬼神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帝”——君王的祖先神。在另一種商代文獻——《尚書·盤庚》篇中，這一點表現得尤其清楚。《盤庚》是商代中期君主盤庚決定遷都時對臣僚發表的講演記錄，從中可以看出：歷代先王和臣僚們的祖先雖已離開人世，卻仍然在天界保持著君臣關係。如果人間的臣僚們違背了君主的旨意，他們的祖先就會要求先王對他們降下災禍，以示懲罰；相反，如果他們順從君主，就會得到先王的保佑。這表明在商人的觀念中，君王的祖先神擁有最高的權威，是人間權力的來源。

對鬼神的信仰和對祖先亡靈的崇拜，是原始人類最普遍的意識。商文化就是把這種原始意識轉用來維護統治者的權威和統治秩序，成為最初的因而也是相當簡陋的國家意識形態。

周原先是主要活動於涇水、渭水流域的一個部族。以後沿黃河向東擴充套件，至武王伐紂，取代了商的地位。周王朝起初定都鎬京（今西安市附近），史稱西周。後因受到西戎族的壓迫，至平王時遷都洛邑（今洛陽市），史稱東周。東周習慣上又分作兩個階段，現在一般從周元王元年（前４７５）以前，稱“春秋”時代，以後稱“戰國”時代。周的國家性質，史學界說法不一。通行的意見，把春秋、戰國之交作為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界。但有人認為西周已經進入封建社會，也有人認為直到魏晉（甚至更遲）中國才進入封建社會。周的國家組織要比商來得嚴密，文化也比商更為成熟。由於周王朝重視利用宗法紐帶維繫王室與同姓邦國、姻戚邦國之間的關係，以及統治集團內部成員之間的關係，因而在其意識形態中，祖先崇拜仍有重要意義，祭祖也依然是王室和各邦國最重要的政治活動之一。但是，同商代比較，祖先神已不再是人間權力的唯一來源、人間是非的最高裁判和禍福的直接施予者。

在周文化中，最高的主宰有時也稱為“帝”或“上帝”，更多的場合是稱為“天”。它不是某一宗族的祖先神，而是超越所有宗族的無上權威。它不像商人的“帝”那樣，隨時參與人間的活動，而是高高在上，監察下方，授“天命”給人間合適的統治者，並在必要時改變“天命”。“天命”的授受，取決於統治者的德行。在這裡可以看到，“天”或“上帝”就其意志性一面來說，還近似於宗教神，但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被抽象化了，成為道德與公正的化身。同時，人本身的行為，有了更大的決定意義。

隨著對神的依賴逐漸減少，關於人的行為和人際關係的準則就變得更重要了，於是有“禮”的建設。在商代，禮只是祭祀禮節，而相傳為周公姬旦所制定的周禮，則包含政治制度、典禮儀式、倫理規範等多種內涵。總之，透過禮，周文化在多方面擺脫了原始宗教的力量，而運用具有理性的政治手段和道德意識調節社會關係，確立等級秩序。這在文化的發展中，具有根本性意義。以後，隨著時代的程序，經由孔子和後世儒家的改造、修飾，“禮”和“德”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並始終與政治保持密切關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中這幾句詩，常被人們引用來說明周王的權威。但嚴格地說，這只是象徵性的表述，絕不意味著周王享有後代集權皇帝的權力。除了開國之初的特殊時期，周王實際上並不能處置各個邦國的土地和人民。所以，自古以來各個族群，邦國以武力相兼併的過程，從未停止過。相傳商有三千餘國，周初也有一千餘國，春秋時只剩一百餘國，戰國時更只剩十餘國。周初所建立的邦國，範圍都不大，經過不斷兼併，春秋、戰國時出現了一些大國。它們擁有遠遠超過王室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自然也就擁有了遠遠超過王室的權威。大國之間的武力爭奪，導致中國最終走向統一。南方的國家，如吳、越、楚，原本處於中原聯盟之外，同王室只有名義上的關係。到春秋時代，它們也投入了各國間的武力競爭，由此進入了民族大融合的潮流。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又出現一些新的重要變化。在此以前，學術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葉，出現了第一個由私人傳授的學派，即孔子所創立的儒學。此後，各家各派，競相湧現，並由此形成“士”這個新的社會階層。士不僅以自身的知識專長為統治者提供服務，在當日競爭劇烈的政治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對獨立的立場上，討論哲學、政治、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