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說，還是為了追求新的美的創造。有意識地把邊塞生活作為詩歌的一種重要題材，也是始於南朝。透過這種題材，詩人試圖追求一種悲壯的美，使詩歌呈現出激動人心的力量。儘管由於南朝作家缺乏實際生活體驗，這方面的努力不能說很成功，但這種嘗試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對唐代邊塞詩的興盛，也起了啟迪作用。

對題材的選擇，有一種明顯的傾向，即注重強烈的抒情性。換言之，強烈的抒情性被認為是文學的美的最重要標誌。鍾嶸《詩品序》說：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月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聘其情？

在蕭綱的《答張纘謝示集書》中，也有類似的論述。這些論述都強調能夠“感蕩心靈”的自然現象及社會現象是文學的主要表現物件。（可以注意，這兩篇文字都突出地提到了邊塞題材。）前面引到蕭繹《金樓子·立言》把“流連哀思”、“情靈搖盪”視為文學的本質屬性，這正是長期以來人們普遍重視文學的抒情特徵的必然結果。

追求美和新變，也引起了文學形式的不斷演革變化。拿詩來說，五言古體在漢代逐漸成熟，經過建安詩人（尤其是曹植）和阮籍等人的創作，又有新的發展，表現手段更加豐富多樣了。七言古詩在漢代不僅數量少，質量也不高，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顯著的進步。以後又從中演化出兩大分支。一種以七言句為主，而參以其他句式，長短不齊，富於變化，適宜表現激烈動盪的感情，這出於宋代著名詩人鮑照的創造；另一種是齊言的，即每句都是七字，篇幅較長，按一定規律換韻（大都四句一轉），具有流蕩的音樂感，適宜於鋪寫，這主要是在梁代形成的。與此同時，律體也開始形成。齊永明年間沈約等人提出“四聲八病”說（即調諧平、上、去、入四聲，防止聲律方面的八種毛病），產生了“永明體”，它是我國律詩的開端。到了南北朝後期，五律已大體成型。在南北朝民歌中廣泛運用的五言短詩，經過文人的改造，又演變為五言絕句體。七律和七絕在魏晉南北朝也有了雛形。可以說，在中國古代詩歌幾種基本形式的發展過程中，這是一個關鍵時期。

追求修辭的華美，也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普遍風氣。這始於曹丕、曹植、王粲等人，以後就愈來愈甚。藻飾、駢偶、聲律、用典，逐漸成為普遍使用的手段。這種努力雖然也帶來某些弊病，但總的說來，它增強了文學作品的藝術性，使語言更富於表現力。

但是，由於魏晉南北朝文學的主導權掌握在宮廷和貴族手中，作家的社會地位一般都比較高，與普通民眾的生活相脫離，其美學趣味也帶有明顯的偏狹性。以曹氏父子為代表的建安詩歌，還是較多地反映了當時動亂的社會面貌和普通民眾的困苦，表現了作者期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辭氣慷慨，具有剛健清新的藝術風格。其後阮籍、嵇康、左思等，也從不同的方面繼承了建安詩的傳統。但總的說來，建安以後的文學，儘管題材越來越豐富，但與普通民眾的生活及思想感情卻缺乏聯絡。在修辭風格上，追求華美本來無可厚非，但南朝文學，卻過於單一地傾向於華美。雖然，這裡面也有清綺與穠豔之分，奧博與輕淺之分，典雅與近俗之分，但像古直、平淡、粗獷之類的風格，一般是得不到承認的。這當然不利於文學風貌的多樣化。

第四，文學與哲理的結合。這是魏晉南北朝前期文學中一種引人注目的新現象。這種現象的產生，一方面是由於當時哲學思考蔚為風氣，不過從根本上說，還是作家自我意識加強、重視個體價值的結果。阮籍的《詠懷詩》是把文學與哲理結合起來的最早的典型。詩中作者完全否定了傳統道德對於個人人生的意義，排斥了將個體融化在統治階級群體的事業中的可能，由此產生了生命的孤獨感與虛無感，從而對個體的價值、它所面臨的困境以及解脫的可能與途徑，從多方面進行了廣泛的思考。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也是富於哲理的內涵的。他們的詩有一個相同的出發點，即認為個體生命不僅在社會中存在，而且，從更高的意義上說，也是面對整個宇宙存在的；從自然的永恆、圓滿、自足、自由來看待社會的動亂、虛偽、束縛，世俗的成功就不足道了。因此，他們的詩歌頌了在個體生命與自然的和諧中追求解脫、追求“適己”、“快意”的生活。

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