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涼慷慨、深沉而雄壯的情調，這正代表著建安詩歌最為感人的一面。

此外，《步出夏門行》也是一篇格調相近的傑作。詩的第一章（《觀滄海》）描繪大海的壯闊景象：“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正是詩人胸懷的象徵。第四章（《龜雖壽》）中“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四句，抒發了英雄之志，給人以奮發之感。這首和《短歌行》都是四言詩。《詩經》之後，四言詩已經衰微，曹操的詩是難得的優秀作品。

遊仙詩在曹操的作品中也佔有一定比例，內容大抵是感嘆人生無常，幻想長生。這些詩藝術成就不高。其中《秋胡行》“晨上散關山”一篇，虛構了一個遇仙而追隨不得的情節，表現人生惆悵之感，意境頗為美好。只是現存詩篇錯訛較多，有些地方已無法讀懂。

曹操是一個叱吒風雲的亂世英雄，審美情趣也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詩絕少華美辭藻，結構也不很精細，喜從大處落筆，語言古樸，氣勢宏偉，內涵厚重，抒發感情往往悲涼慷慨，跌宕起伏，顯示出鮮明的個性色彩。樂府歌辭從他開始，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

曹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魯迅稱他為“改造文章的祖師”（《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是指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陳規的約束，說話大膽，辭鋒爽利，一掃漢代儒生的文章動輒援引經義、迂遠空闊的習氣。如《讓縣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略無掩飾做作之筆。文中自稱：“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雖是實情，然非他人所敢言。說到自己不能放棄兵權，並不繞圈子談大道理，而是明白宣稱：“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又如《祭故太尉橋玄文》，竟記敘了橋玄生前對他開玩笑的話，看起來這似乎有損於祭文應有的莊肅感，卻很好地表達了對死者的真切之情。其他像《舉賢勿拘品行令》、《遺令》，均能不拘舊格。嚴格說來，這些文章中很多都不是文學作品，但它們對各體文章擺脫陳詞濫調，向切近作者實際生活和真實情感的方向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丕（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曹操次子。他依靠父親打下的基礎，代漢做了皇帝，國號魏。曹丕博學多識，勤於著述，對文學創作也很重視。他的詩作中樂府歌辭與古詩約各一半。其中相當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題材，善於寫遊子思鄉、思婦懷遠之情。語言也明顯帶有民歌的特點，通俗流暢，不過比一般民歌略顯得精緻。抒發感情，以委婉細緻見長。五言體中，《雜詩》二首風格與《古詩十九首》略近，文辭清綺，語淺情長。七言《燕歌行》二首尤為著名，今錄其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首詩利用了七言詩的長處，音節和諧舒緩，描摹細緻生動，感情纏綿動人，語言清新流麗，取得了多種效果的統一，成功地表現了一位婦女在不眠的秋夜懷念丈夫的情態，既不脫離民歌的精神，又有自己的創造。漢代張衡的《四愁詩》，尚留有騷體的痕跡，語言也比較質樸。與之相比，《燕歌行》顯得更加成熟和優美，因而在七言詩史上是一個新的標誌。

曹氏父子三人，以曹丕的詩歌風格與民歌最相近。但他也有一些風格不同的詩。如《飲馬長城窟行》、《黎陽作》、《至廣陵於馬上作》諸篇，記敘軍旅生活，雖不如曹操的詩那樣蒼涼悲壯，但也頗有氣勢。《至廣陵於馬上作》的前半部分：“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雲江水廣，一葦可以航。”可以說氣倍不凡，可惜後半部分重沓疲弱，不能相稱。另一類記宴遊的詩，如《芙蓉池作》、《於玄武陡作》等，則與曹植的詩一樣傾向於華麗。這些都顯示了建安文人詩脫離民歌風格的一面。

曹丕的散文中，兩篇《與吳質書》文學性較強。如下一節回憶往日之遊的文字，尤為顯著：

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車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悽然傷懷！

書信本來是實用文體。漢代文人書信雖有少數抒情性較強的，但追求文學效果的主觀意識並不顯著。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間的書信，愈來愈普遍地以精美的文辭寫景、抒情，有意識地增強其文學色彩。曹丕在這一風氣中起了帶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