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面記載的甲骨卜辭，亦可視為中國散文的雛形。《尚書》中殷商時期的《盤庚》篇①，西周初的《牧誓》、《大誥》、《無逸》等篇，雖是統治者言論的記錄，但並不完全是直錄口語，而是經過史官的文書處理，可以看作最早的“文章”。從口語到長篇的書面記載，必然促進了文字的表達能力。以後的《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在語言表現方面越來越成熟。特別是作為敘事的作品，它們所包含的安排情節、描繪人物、渲染氣氛，乃至某種程度上的虛構（尤以《戰國策》為甚）等多種因素，都具有顯著的文學性。這種情況到《史記》臻於頂點，構成中國古代文史結合的傳統，並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形成與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又為戲劇提供了許多精彩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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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盤庚》可能經過周人的處理，但大體上仍儲存了原貌。以及透過語言的美化和感情的抒發直接打動讀者，這本身就屬於文學性的現象。

從春秋中葉開始出現、到戰國時期呈現繁榮的諸子散文，屬於討論政治、哲學、倫理等問題的思想性著作。因為它是在論辯爭鳴的風氣中發展起來的，所以愈是後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邏輯愈嚴密，使用的修辭手段也愈豐富。如果說歷史著作主要發展了文字的敘事能力，那麼諸子散文則顯著提高了人們運用文字表述自身思想感情的能力，這對後代包括文學散文在內的各種文章，當然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先秦諸子在論說事理的過程中，還經常引用寓言故事幫助說理，不但散文，詩歌在戰國後期也得到重大發展。《詩經》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葉為止。此後北方不會沒有歌謠產生，但長期未見收集和整理。相隔三百多年的戰國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產生了以屈原創作為主體的《楚辭》，把先秦文學推向了新的高峰。間隔在《詩經》與《楚辭》之間的三百多年，正是先秦文化非常活躍的時期。任何一種型別的文字著作，都經歷了從簡約到繁富的變化。尤其是戰國時期，在辭采方面的鋪陳、誇張，已經成為普遍的追求。試以《左傳》、《戰國策》與《尚書》、《春秋》相比，以《莊子》、《孟子》與《論語》、《墨子》相比，我們會得到十分強烈的印象。這樣一個總的時代氣氛，對《楚辭》的產生必然有重要影響。

同時，《詩經》與《楚辭》之間還存在地域文化的重大差異。儘管從春秋中葉開始，楚國與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經日益頻繁，在《楚辭》、尤其在《離騷》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產於中原的“聖賢”譜系，但楚文化仍舊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點。豐饒的天然物產使南方人民的謀生活動較少艱難，曲奧多變的地貌和豐富多采的植被容易培養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終未曾消退的、相信人與鬼神共處的巫文化，更導致種種奇幻的想象。

因而《楚辭》與《詩經》之間存在顯著的不同。《楚辭》的篇幅通常都比《詩經》來得長；《楚辭》的文辭華美多采，不同於《詩經》文辭的簡樸自然；《楚辭》的句式（也就是語言節奏），除了《詩經》普遍使用的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富於變化；《楚辭》多奇思異想和神話色彩，不同於《詩經》大體侷限於現實中人、事的範圍。總之，《楚辭》表現了更豐富的情緒和美感。

秦、漢統一以後，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但《詩經》與《楚辭》，始終作為歷史上的兩種不同的文學典範而存在。當人們需要強調文學的政治性與道德性，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時，往往標舉“風雅”，同時也常常有人把《國風》——尤其是其中的愛情詩——作為抒發樸素的真情的榜樣來推崇；而期望以美麗的語言抒發奔放自由的情感的詩人，多效仿《楚辭》。有時加上一部《莊子》，“莊騷”並稱，更具有思想自由翱翔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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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先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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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詩經》

第一節　《詩經》概貌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餘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最初稱《詩》，漢代儒者奉為經典，乃稱《詩經》。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啵�紜貳ⅰ段婪紜貳ⅰ鍛醴紜貳ⅰ噸７紜貳ⅰ鍍敕紜貳ⅰ段悍紜貳ⅰ短品紜貳ⅰ肚胤紜貳ⅰ凍路紜貳ⅰ惰矸紜貳ⅰ恫芊紜貳ⅰ奪俜紜罰�彩�濉豆�紜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