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詩人格外憤激不平。在《效古贈崔二》詩中，他譏刺那些“邈然在雲霄”的貴宦唯知遊宴享樂，而有才之士只能沉淪草澤，揭示了布衣與權貴的對立。他渴望得到明主的見賞和重用，常借古代人事抒發自己的情懷。如《宋中十首》其一雲：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跡唯高臺。寂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

詩中借西漢梁孝王延攬人才的史蹟，寄託了知音難覓的悲哀，情調和陳子昂的《薊丘懷古》諸作頗相彷彿。但是，坦蕩不羈的性格使詩人即使在失意時也不失英雄氣度，如《留別鄭三韋九兼洛下諸公》：

蹇步蹉跎竟不成，年過四十尚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後名。

詩人壯懷激烈的性格，正是形成他雄健詩風的重要因素。

高適抱負遠大，以“謀略”自許，又長期沉淪於社會中下層，使得他熱心關切許多現實問題，並表現在詩中。譬如，他筆下的農村，已不復是孟浩然、王維詩裡充滿牧歌情調的桃花源，而是負載著不幸和痛苦的世界。像《東平路中遇大水》，寫出了“蟲蛇擁獨樹，麋鹿奔行舟。稼穡隨波瀾，西成不可求”的悲慘情狀。詩人還進一步指出：人禍——尤其是沉重的賦稅，更加深了民眾的不幸：“惆悵憫田農，徘徊傷里閭。曾是力井稅，曷為無斗儲？”（《苦雨寄房四昆季》）這種帶有為民請命意味的詩篇，在同時代詩人中並不多見。在邊塞詩中，高適也敏銳地提出不少問題和主張。如《塞上》指出：“轉鬥豈長策，和親非遠圖。”反對應付一時的權宜之計，主張作好充分的準備從根本上解決邊患問題；《薊門五首》其五就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