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據其《澈上人文集紀》自述，當時他“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這一早年經歷對其後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很深。那麼，皎然、靈澈的詩歌主張是怎樣的呢？皎然有《詩式》論詩，特別注意兩方面，一是主張苦思鍛鍊，要求詩人在對詞句加以精心錘鍊之後復歸自然，他認為這種自然才是詩的極致；二是極重視詩歌意蘊深遠而氣韻朗暢高揚的境界，認為“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而這“境”即意境來自創作主體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書冬夜》），即詩人主觀心境與審美觀照乃是最重要的。靈澈沒有詩論傳世，但據權德輿《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州序》說，他“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又說他常“拂方袍，坐輕舟，溯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可見靈澈也重視在主體的靜默觀照中贏得意境的空靈深邃，而且語言也是追求自然的。這些見解一方面受到大曆、貞元詩風影響，講究字詞錘鍊，不露痕跡，一方面則來源於佛教重視“心”即主觀體驗感受的思想。劉禹錫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後他還說，寫詩的人應該“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董氏武陵集紀》），前句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後句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視透過錘鍊與潤飾使詩歌的語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對多用生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