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事，徘徊只自知”呈露了他的心情。蘇軾說這首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苕溪漁隱叢話》引），其實“憂”才是其中的主要情感。這種閒曠與憂鬱的交織，使柳宗元的詩中出現了陶淵明、王維、韋應物等都沒有的清峻。儘管他的很多詩寫得很淡泊，但透過去一層看，那空靈淡泊往往是一種自覺的追求，而悲涼卻是不自覺的內心呈露。而當這種悲涼侵入心頭而不能自己時，那閒適淡泊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種悲憤之氣，像《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而當激憤到了極點時，他也會寫出《籠鷹詞》、《行路難》這樣借困在籠裡的雄鷹和追日而死的夸父來比喻自己的悲壯詩歌。

劉禹錫、柳完元的詩，雖不像以孟郊、韓愈及李賀為代表的和以元稹、白居易為代表的兩大詩派那樣具有十分顯著的創新特徵，但他們在擴充套件和加深詩歌內在意蘊方面是有著特出成就的。從表面上，人們很容易察覺形式、語言和內容的變化，卻不太容易體會到詩歌內在蘊含量的變化及與此相關的觀物體驗方式的變化，事實上，詩歌內在蘊含量的擴充套件和加深往往是直接影響詩歌藝術性的原因，中國詩歌講究以含蓄取勝，以意境取勝，因此，劉禹錫、柳宗元在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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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古文運動

所謂“古文”，是韓愈等人針對“時文”即魏晉以來形成、至初盛唐仍舊流行的駢體文而提出的一個概念，指先秦兩漢時單行散句、沒有規定形式的文體。

詩的格律化、文的駢儷化，同是六朝文學的結晶和主要特徵，而前者為唐人所繼承發展，後者到中唐以後卻受到嚴厲的批判，這裡面有一個根本的原因：詩歌，儘管也有人會強調它的政治和倫理作用，但它的藝術性、抒情性總是不可否認的，它具有某種特殊形式、特殊要求，也似乎是無可非議；文章則不同，它作為一切文化的最基本的語言載體，形式上的過分束縛會使它的多種功能受到很大妨害；而從政教需要的角度來看，駢文更顯得不切實用。

從六朝文章的發展趨勢來看，是越來越顯示出以下幾方面的嚴重的弊病：第一，是駢體文的過度膨脹。本來，六朝人提出“文”、“筆”之分，包含著區別藝術性與實用性文章的意識，但士人好尚麗藻的風氣，不僅使抒情寫景一類文章完全駢偶化，而且把駢文的寫作推進到奏議、論說、公文、信札等各種實用文的領域，使用散體文的幾乎只剩下歷史、地理等不多的幾種著作型別。第二，是駢體文的束縛越來越嚴重。本來，駢文的基本特徵只是使用對偶句式，而且也不妨散句和駢句雜用，到了後期，不僅對偶的要求越來越嚴格，句式也定型為四字句和六字句交錯，還要講究用典、聲律，實際成了一種“格律文”。第三，對文章形式的極度講究，原本和南朝文人迴避社會矛盾的心理有很大關係；而形式的嚴重束縛，又推進了程式化和好用陳詞濫調的習氣。因此，文章的抒情、敘事、說理等各種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能夠在層層束縛中自由揮灑的駢體文不是沒有，但這畢竟太困難，大多數人只能靠套用陳舊的程式、典故、語彙來寫作，造出大批不痛不癢、半死不活的文字。由於以上弊病的存在，文體的改革就不可避免。不但實用之文要恢復其實用性，就是藝術之文，也需要有更自由地表達思想、抒發情感的形式。何況，文章的所謂實用性和藝術性也不是截然分開的因素。

由上述情況就可以知道，所謂“古文運動”，其實並不是單純的文學運動。從基本的特徵來看，古文運動是要改革文體；而改革文體，卻可以用於不同的目的。一方面，古文家企圖以此來複興儒道，恢復散文宣揚正統思想的功能、以挽救唐王朝的衰亡；另一方面，他們也需要以此來更好地表達個人在實際生活中的思想感情，而這一種需要同前一個目的有時一致，有時不一致。“古文運動”之所以有文學史上的價值，主要還是因為後面這一點。

駢體文的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其重要的貢獻，但它是帶著偏頗和弊病發展起來的；古文運動也是如此。而且，儘管古文運動以一種“矯枉過正”的面貌出現，也並沒有對前者徹底“取而代之”。後代是駢體文與散體文兩者共存，並互相融匯。我們需要知道：文學同其他文化現象一樣，從來不存在不偏不頗、十全十美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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