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積極的意義。

首先，他描述了這個時代中最尖銳的貧富不均現象和下層百姓在各種剝削勒索下艱難掙扎的悲慘狀況。《重賦》中寫下層民眾“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並寒氣，併入鼻中辛”，而《傷宅》所寫富貴者的奢侈，恰與此形成對照：

“一堂費百萬，鬱郁起輕煙。洞房溫且高，寒暑不能幹。……

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繚綾》中也以“絲細繰多女手疼，札札千聲不盈尺”寫出農婦的艱辛，而對照以富貴者的浪費：“汗沾粉汙不再著，曳土蹋泥無惜心。”在《買花》詩中，他借一個田舍翁之口發出感嘆：“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些詩作，客觀上揭露了封建社會中階級壓迫與剝削的事實。作為一種解救，詩人希望權勢者能有所節制，因而他尖銳地指責那些在下層百姓的困苦之上還要加上一層困苦的貪吏、宦官。在《輕肥》中，他揭露了宦官“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而這時百姓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賣炭翁》則指責宮中黃衣使者盤剝掠奪百姓，不問青紅皂白搶走賣炭翁辛辛苦苦燒的一車炭；《杜陵叟》中則寫長吏明知莊稼為自然災害所毀，卻仍然“急斂暴徵求考課”，逼得百姓典桑賣地來抵官租，白居易憤怒地說道：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