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3）

在看守監獄的樓上關著兩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貝爾上校被關在8號牢房，“奧貝蘭聯盟”的領導人、獸醫韋伯則被關在9號牢房。雖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鐵窗，這裡的生活還是過得去的。每天清晨6時，值夜班的獄卒下班，牢房門便可開啟。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臉後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這是因為在戰時他曾中過毒氣的緣故”）。一小時後，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內為政治犯開早餐——有咖啡和麵包或稀飯。8時，院子和花園開門，允許犯人到那裡去摔跤、打拳或練習雙槓和跳木馬。由於膀子有傷，希特勒“只好充當裁判。”

半小時後，犯人們便沿著又窄又長的花園散步。花園的一旁是監獄大樓，另一旁是一道20英尺的高牆。希特勒喜歡沿著一條砂石小路散步。他常與他的司機埃密爾·莫里斯一起，在這條砂石小道上來回踱步，口中叨唸著剛寫進日記中的政治理論問題。“有時候”，赫姆利希回憶說，“從前參加過沖鋒隊的犯人，一邊走一邊唱黨歌。開始，我們對此未加註意，至少未予反對。後來，站在他們一邊的犯人一同高聲齊唱，影響了周圍的安靜，我們才予以禁止”。

上午10時左右，犯人被帶回各自的牢房，然後便分發郵件。民族主義的許多組織和個人崇拜者寄來許許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別盼望收到罌粟籽做的薄面卷——這是奧地利的一種特產，由國社黨的一群女黨員每星期送來。但是，韋伯醫生回憶說，領袖把烤肉、香腸和火腿送給他的同伴們，特別是囚在一樓的夥伴們，“與他一起住在樓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錯，即使在監獄裡也分等級制度。在法律面前他們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時，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內進午餐——通常是盛在一個罐裡。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後等待，希特勒一進來，有人便喊一聲“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個前來行桌禮”。他們很少討論政治。希特勒通常與人聊的是戲劇、藝術或汽車。午餐後，他們常趁收拾桌子之機抽菸和閒談15分鐘左右。之後，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層樓），或看書看信，或寫日記。下午4時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時間，地點還是在公共室。4時45分，花園門又開了，希特勒或獨自，或與莫里斯一起散步一個多小時。6時，犯人各自在牢房內進晚餐——青魚、香腸或色拉。有需要的還可買半升啤酒或*？萄酒。又運動或活動一小時後，犯人先在公共室內集合，然後才各自回房。晚10時熄燈。

有時候，希特勒也會改變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飯便回房學習或會客。據很快便對希特勒崇拜得五體投地的赫姆利希回憶，他對他的同志們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由於他“具有軍人的紀律性”，監內未出現過犯人集體大吵大鬧的情況。

“他能指揮他們，對我們的工作和服務有很大幫助。”

通常，他“很高興”，但一旦壞訊息傳來，他便“有點兒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別令他不安的是黨內的爭吵不休。納粹黨分裂成兩派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對他的左右發的指示含混不清。羅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爾，支援民間集團參加巴伐利亞州的大選。更有意思的是，在魯登道夫的協助下，兩人不但組成了“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而且還列入了32人的候選人名單。

巴伐利亞的大選於4月首先舉行，雜牌的民間團體意外獲得了勝利，贏得了19。19萬張選票，僅次於“巴伐利亞人民黨”。這一勝利使戈林夫婦非常高興。卡琳在奧地利給她父親寫信說：“……它也意味著對我們這些在外國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興極了。這些日子來，我們的處境很困難。據我們估計，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黨能得到更多的選票，希特勒最終必將上臺。你知道嗎，親愛的父親，我是多麼相信他呀！他這人好極了，是個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賜給人間的難得的天才！”

一個月後，全國的選舉像預期的那樣成功，新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幾乎獲得了200萬張選票。34名候選人中，有32位——包括斯特拉塞爾、羅姆、弗德爾、弗裡克和魯登道夫在內——獲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反對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卻是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說，把“國家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介紹給了許多投票人。希特勒強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闡明的思想，給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為這次成功作出貢獻的，還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國，愛國主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