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下，聯合尤其危險。另外，如果這樣做，他就得從獄中授權。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以的權力很容易丟失。最安全的辦法莫過於讓黨停止活動，待他出獄後再說。希特勒的反對意見是以諷刺的形式表達的：如果黨以民間組織的名義參加大選，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訴他”，羅森堡回憶說，“如果用國社黨的名義，準備工作就來不及。我們只須等待，到時再在合法的基礎上將黨改組。”羅森堡離去時，認為希特勒已勉強同意，開始為黨的一次危險的分裂鋪平道路。

漢夫施坦格爾的探訪是很親切的：他把3歲的兒子也帶來了。“小心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學校的大樓途中，他教訓兒子說。他們到牢房裡去看阿道夫叔叔，不過，某一天他會成為德國的領袖，並把它從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來的。孩子原以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但現實卻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著一個花園般的後院，非常普通。兩個大人談話時，孩子就坐在一張小桌子上。他們談得非常熱烈。孩子只記得，阿道夫叔叔的嗓門很響，有迴音，連小桌子也在顫動。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從一個大棕色衣櫃的頂端摸出一盒小甜點心，請來訪者喝茶。

儘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議不少，審判繼續成為希特勒的講壇。在3月11日和14兩天的判決前審判中，希特勒大顯身手。與英國對手的制度不同，在這種時刻，法律規定可讓被告發表長篇講話並自由向證人提問。於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頭當作罪人對待。當馮·洛索夫將軍就位時，希特勒跳了起來，高聲向他發問。身材高大、光頭的將軍也不示弱，大聲反駁，還用細長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槍，指著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聲。片刻後，他又起立，指責曾保證加盟於他的三位先生。

馮·洛索夫將軍鄙夷不屑地宣稱，希特勒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聲辱罵洛索夫，聲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聲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當洛索夫說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殘暴時，他又按捺不住了。這次，像益智盒裡的小人一樣，從椅子上跳出來。“你的金言跑到哪裡去了？這就是感情用事的和殘暴的希特勒嗎？”

洛索夫雙眼盯著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說，“不，壞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話一出，又招來了一陣辱罵，洛索夫只好轉向首席法官。由於法官未斥責希特勒，這位將軍便起身鞠了躬，離開了法庭。只在此時，尼哈特法官才遲遲宣佈，希特勒此舉是人身攻擊，是不容許的。“本人接受這一指責”，希特勒諷刺說。

“一想起此次畸形的審判我就感到悲愁和痛苦。”一位德國記者回憶說。那裡所發生的一切，不由使我想起慕尼黑的一次政治狂歡。不時允許被告長篇發言的法庭，在希特勒首次長篇發言後，竟宣佈（我親耳所聞）說，“這位希特勒，是個大丈夫”的外行法官；一位讓一個人（希特勒）嘲笑帝國的最高官員（例如“殿下，弗里茲·埃伯特先生……”之類）的首席法官；一位官員高聲對一位正與其同事用英語交談的美國記者喊道：“在本官面前要講德語！”；由於有個被告覺得自己是某報漫畫家的題材，首席法官竟禁止該記者進入法庭——“所有這些，難道不是慕尼黑畫冊裡的大政治狂歡節裡才有的嗎？”

狂歡氣氛一直持續到審判結束，希特勒的滔滔雄辯在最後一次講話中也達到了高峰。他的最後一次發言，一部分是訓示，一部分是勉勵，一部分是謾罵，但自始至終都引人入勝，且特別有效；因為，按照德國法律，被告是有最後發言權的。希特勒，對僅稱他為民族主義運動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平動機僅出自野心之說斷然否認。說他想當部長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從一開始，我的目標就比當一名部長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馬克思主義。我要完成這一大業，部長這個頭銜與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後，希特勒暴露了他內心深處的願望：“生來是個獨裁者的人是強迫不了的；他自覺自願；他不是被人驅趕向前；他驅使自己前進；這是沒有什麼可謙虛的……覺得自己是被召喚來統治人民的人是無權這樣說的。如果你們需要我或召喚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責任！”

他對法庭說，11月起義雖然敗北，他們必須尊他為德國未來的領袖，因為軍隊和支援起義者的理想的人們是註定會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舉起卍字旗的群眾與向他們開槍的人們團結一致的時刻肯定會到來的。我堅信，這次的流血不會永遠將我們分開。當我得悉是市警首先開火時，我高興地看到，首先開火的至少不是國防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