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庫比席克吃完午飯回來，發現希特勒坐在鋼琴旁。“我要把維蘭寫成一部音樂劇。”他說。阿道夫計劃將音樂劇寫成後，用鋼琴彈給庫斯特爾聽，讓他把“寫成的曲譜，作必要的修改，再寫出總評。”數晚後，希特勒把前奏曲彈出來，焦急地等待著庫斯特爾的意見。庫比席克覺得，這是瓦格納的二等貨，但基本的主題是好的，並主動提出將它寫成詩的格式。希特勒對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滿，便日以繼夜地繼續譜曲，還設計場景和服裝，甚至還用木炭將主人公畫了出來。晚間阿道夫一邊寫歌詞，一邊注意庫比席克，一發現他在作曲時打瞌睡，便把他弄醒，小聲地——因為是在深夜——朗讀他的手稿。然而，過了幾星期，希特勒把歌劇一事束之高閣，這也許是因為有某些事情要他去處理，或者是因為創作的烈焰業已熄滅。對此未竟之事業，他初時很少談到，後來便索性閉口不提了。

那年春天，庫比席克回家度復活節。他寫信回來說，他患了角膜炎，大概是因為在煤油燈下用功過度之故，他還說，回到維斯巴諾夫後，他也許要戴眼鏡了。對阿道夫說來，復活節那個星期天，既乏味又孤單。那年（1908）的復活節是4月19日，即他19歲生日的前一天。在給庫斯特爾的覆信中，希特勒顯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聽到你雙眼要失明的訊息，本人滿腹哀愁，使彈錯的音鍵會越來越多，你也會讀錯音符，最終變成瞎子，而我則變成聾子。呸！”

在林嗣的農村住了些日子後，庫斯特爾覺得，斯通帕加斯的那間屋子，好像變得越來越黯淡無光了。他勸說希特勒到鄉間去旅行。在溫和的春光中，他們在“維也納森林”裡度過了幾個星期天，還坐著汽輪沿多瑙河順水而下。一般人認為，在這樣的季節裡，年輕人往往會思情懷春，但在他們的生活中，性卻起著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時，姑娘們常狡猾地向他們遞送秋波。起初，庫比席克還以為秋波是遞給他的，後來他很快發現，她們的目標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們的目邀於不顧。他們沒有與女人發生性行為，但晚間卻談論女人，愛情和婚姻，一談就是幾小時。當然，與通常一樣，談話總被阿道夫壟斷。他一再堅持說，他必須保持“生命的火焰”的純潔性，就是說，他認為——根據他之天主教的教養——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在結婚前都得保持肉體和靈魂的貞潔，只有這樣才能為民族繁殖健康的後代。

然而，性的黑暗面卻也常常縈繞在他心頭。他會“一小時一小時地”談論“墮落的（性）風俗”。他猛烈攻擊娼妓，不但譴責妓女和她們的“顧客”，而且也譴責社會。對此，他幾乎著了迷。一天晚上，在看完常迭金特的《春天的覺醒》後，他抓住庫斯特爾的胳膊說：“咱們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惡的陰溝’。”於是，他們轉身沿著一條又窄又黑的小街走去——那是施皮特爾伯格街。街道兩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內燈火通明，連裡面的姑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姑娘們坐在屋裡，衣著不整，並且穿得很少”，庫比席克回憶說，“有的在塗脂抹粉，有的在梳頭，有的在照鏡子，但她們無時不在注意街上走過的男人。”偶爾也會有個把男人在房前止步，與姑娘說上一兩句話——然後，燈火便滅了。當他倆走到小街的盡頭時，轉過臉來又久久地看著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後，阿道夫又對娼妓問題大發議論，“冷漠而客觀，似乎與肺癆作鬥爭與否，將之焚燬與否，是他個人的態度問題。”

在競試中，庫斯特爾成績優異，期終音樂會還由他指揮。

他作的歌有三首得到演唱，絃樂六重奏作品有兩樂章得到演奏。在演員休息室裡，阿道夫驕傲地站在他身旁。向他道賀的不但有指揮學校的校長，還有音樂學院的院長。

7月上旬，庫斯特爾該回林嗣去了。他要回去與父母一起消夏，待秋天再回來，但他堅持要付一半房租。關於自己的計劃，希特勒隻字未提；而當庫斯特爾立誓要當維也納交響樂團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於一半的房租時，希特勒勃然大怒。善於忍讓的庫斯特爾，因為早已習慣了阿道夫的壞脾氣，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對此也未表現不悅。在維斯巴諾夫車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訴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將會多麼無聊，未明顯地動情（“他越受感動，便變得越冷靜沉著”）。之後，他突然表現特殊：他使勁地抓住庫比席克的雙手，然後頭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在林嗣，庫斯特爾給希特勒寫了一張明信片和一封信。他也收到一封回信，說希特勒“工作一直很努力，經常幹到凌晨兩三點鐘。”阿道夫答應，在去希皮塔耳度假前再給他寫信，還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