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帶來了某些新的東西——團結的感情。他歡迎人人都加入遠征，沒有階級界限；唯一的條件是，他必須自覺自願地跟隨希特勒，在反對猶太人和赤色分子的戰鬥中，在為生存空間和德國利益的鬥爭中，殊死戰鬥，直至最後一息。“我們感覺到的，”一位早期的黨員寫道，“也是我們的心迫使我們想的是：希特勒，你是我們的人。你講話時，就像是個曾經上過火線的人，曾與我們一樣經歷過艱難困苦的人，不是坐軟席的人，而是像我們一樣，是個不為人所知的軍人。”正是這個超自然的呼籲才把形形色色的投票者的感情調動起來。除了對人民團體和工人外，希特勒並未堅持反猶——特別是“清除”猶太人的問題。對文化水平較高者和理想主義者，這個問題只在耳語中或者若無其事地談上幾句。

那年夏天，希特勒為了推行其包羅永珍的計劃，不辭勞苦，到處奔波，在最後6個星期內，竟發表了20次重要的演講。希特勒是個生就的政治家。他發現，與群眾在一起，與人們握手，親嬰兒的臉蛋，向婦女鞠躬，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還能受到鼓舞。他更常與工人階級或中下層階級的追隨者一起吃飯，而不是與上層人物一起就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態度對小職員，小商人和勞工均具有吸引力。

為了接近每一種人，希特勒所採用的雖然是分別發信的方法，但他從未忘記他在蘭茨貝格的教訓：他必須把群眾爭取過來。所以，在小事上，他不允許自己採取咄咄逼人的立場。對百萬富翁，赤色分子，馬克思主義分子，以及帶來失業、使農產評價格下降、將中產階級的節餘洗劫一空的那個“制度”，希特勒則反反覆覆地進行抨擊。他不是以階級去對抗階級。他能將他們全團結在一起。

德國——在此事上可說是全世界——從未如此服從過這種引誘。戈培爾組織了6000個集會——在大廳內，在能容納萬人的帳篷下，在露天。還有火把遊行；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到處都貼滿了醒目的紅色口號標語。納粹發行的報紙，常常發行某一運動的專刊，且一印就是數百萬份，在全德國可說是鋪天蓋地；若是賣不出去，他們便免費散發。

在大選當天上午對工人們的最後一次訓示中，戈培爾就如何操縱選舉的問題，對他們提出了忠告——雖然可笑，卻是可行的忠告。“開玩笑地做，認真地做！要像人們通常對付他們的辦法去對付你們親愛的同仁！要刺激他們，讓他們發火，然後牽著他們的鼻子走！”當天，全國的投票站前排滿了長長的隊伍。投票總數為3500萬；比1928年多出400萬。希特勒於午後來到慕尼黑的選舉中心。迎接他的是納粹黨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米勒興奮地說：“我們贏了！能得到66個席位！”自1928年以來，他們只佔有54個席位，若與此相比，增加的席位當然是驚人的，但希特勒卻說，如果德國人民能正確地思考，數字可能會更高。“我內心在說：‘有100個席位才好呢！’”實際上，他們得了107個席位。“那時的心情我該怎樣表達呢？我們的席位從12個增加到107個！”

使國社黨人驚奇的東西，對他們的反對派卻是令人作嘔的震驚。為避免差錯，官員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對選票，在核對無誤後才宣佈：納粹得637。1萬張，佔總票數的百分之十八以上。不到2年，希特勒的黨便從得81萬張一躍而成為帝國的第二大黨。在宣佈希特勒在政治上已死亡後，社會民主黨錯誤地將鬥爭的矛頭集中對準赤色分子。

共產黨也取得了得132。6萬張的偉大勝利，而社會民主黨人卻失去了6萬張票。這一情況表明，希特勒的勝利是以中產階級政黨的失利為代價的。納粹的得票，增加最多的是來自農民和農村的中下層階級，以及德國北部的新教徒區。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為數不少，在啤酒館起義前，希特勒幾乎全在叛徒中、在覺醒者中和在絕望者中爭取選票。現在，他得到了希望他能為他們帶來好日子的人們的支援。吸引投票者的是希特勒的彈性吸引力及其富有力量的演說，但是，使他們走上投票站的卻是黨的高效能垂直機關中的成千上萬的支部領導人和支部領班的不倦的工作。

過去一年多來，漢夫施坦格爾的尖酸刻薄的講話曾使希特勒疏遠，但在選舉中取得的驚人的勝利卻使漢夫施坦格爾重新受寵。赫斯在電話中對他說，元首急於要見他。半小時後，希特勒便到了漢夫施坦格爾的家裡。希特勒問他是否願意出任黨的外國新聞部主任，“我們的前途事業極偉大，用不了幾個月，最多一兩年，我們便要全面掌權，這是不可阻擋的。你的聯絡很廣，能為我們作出偉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