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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親口對此提出了抗議。“想跟我們幹架的不妨來試試。”他對警察局官員說：“誰進攻我們，誰就會被捅得稀巴爛。我要領導德國人民為取得自由而鬥爭，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這句話我要給警探們著重地講，省得流言蜚語到處傳。”這些話，從一個宣誓出獄的人口中說出來，是很有分量的；其結果是，在全巴伐利亞都禁止他演講。公開的納粹集會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講就不行。不久，禁令幾乎擴充套件到德國的每個州；這樣，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剝奪。他被迫將講壇移至鉅富的支持者家裡。據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憶——他父親曾領他去過慕尼黑的某沙龍——希特勒說話時猶如在皇冠馬戲院裡一樣，不同的是，他是坐著講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還揮動手臂。沒有人打斷他。他講呀，講呀，像放唱片一樣，一講就是一個鐘頭或一個半鐘頭，直講得他精氣力盡……講得他氣喘吁吁。講完後一坐下來，他又是個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換了一個檔一樣，中間沒有什麼間歇。”

禁令使希特勒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黨的重新建設上來。他不辭勞苦，一次又一次地參加會議，不停地勸告人們，就像在貝格勃勞凱勒時一樣。他的基層工作技巧——與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與數不清的人們親密地交談——使他與市內的黨員建立了聯絡。這樣，他不但成功地增強了他對普通黨員如磁鐵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黨的組織。與此同時，埃塞和施特萊徹也運用希特勒的戰術，走遍了巴伐利亞，把當地的組織團結在元首的周圍。

到了3月底，希特勒幾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組織。但是，在德國北部，他不得不將黨的命運交給格里戈爾和奧托·斯特拉塞爾。格里戈爾是個出色的組織家和天才的演說家。作為國會代表，他可以免費乘火車出入。在貝格勃勞酒館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演後，他保證效忠希特勒。但是，奧托，一位年輕有為的記者，卻持有保留態度。他想，與希特勒“共度密月”的時間能維持多久？

與被監禁時期一樣，希特勒深居簡出，很少公開拋頭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這一機會。在兩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沒有什麼名氣的黨的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希特勒利用閒暇時間，建立起了一個牢固的黨的機構。這兩人是菲力氣·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薩瓦·施霍茨。波勒長得像貓頭鷹，對希特勒開口說話前必先鞠躬。他雖當上了黨的執行秘書，卻為工作細節發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廳當過會計的施霍茨，現在是黨的出納，掌管財政。工作起來，他像是個加減機，又能發揚吝嗇鬼的精神，精打細算。這兩人完全臣服於元首，成了黨的機構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黨的內部組織搞得井井有條，效率極高，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黨的長遠政治戰略，撰寫文章，併到德國北部作廣泛的旅行，親自出席黨的秘密會議。他也有閒暇時間去修補破裂的友誼，開導頑固分子，使敵對者握手言和，以及處理私人問題。他恢復了羅森堡在復刊後的《人民觀察家報》裡的編輯職務，並致函給他，讚揚他的氣節並將他稱為“最寶貴的合作者”。

數天後，希特勒又寫了一封信，解決了一個令他頭痛的問題——驅逐他回奧地利。他單刀直入，要求林嗣當局吊銷他的奧地利國籍，因為他要做一名德國公民。3天后，上奧地利省政府向他發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對奧地利國家的忠誠”。只花了7。5先令，希特勒便解脫了被驅除出境的威脅。雖然，他此時尚不是德國公民，因而沒有選舉權，也不能任職。但他相信，一旦需要，他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比較迫切的問題倒是那位既不聽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羅姆上尉的行動。從一開始，他就有意要把衝鋒隊變成自己的私家軍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當元首尚在獄中時，他糾合了衝鋒隊的殘餘勢力，重新搞了個組織，叫“前鋒會”。羅姆相信，如要將“前鋒會”置於黨的管轄之下，那麼，自起義以來所做的一切就將失去。於是，他便於4月16日向希特勒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他提出，有3萬名戰員的“前鋒會”可作為全國政治組織的基礎，但它必須置於羅姆的絕對領導之下。在請求的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