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一群隨從。在聽眾的歡呼聲中和頓足聲中，他迅速地沿夾道大步走去。希特勒一上講臺，廳內頓時鴉雀無聲。200名褐衫黨徒，在2名鼓手和一面旗幟引導下。步入會場。“萬歲”聲頓時雷動，聽眾一律舉臂行法西斯禮。臺上，希特勒臉色嚴峻，伸出右臂。在樂聲中，旗手們打著羅馬兵團式的閃閃晶晶的花圈老鷹卍字旗，走上主席臺。衝鋒隊員們在臺下就座，在臺上的，則一動不動地立正站在演講人身後。

開始，希特勒講得很慢，不慌不忙。接著，他便滔滔不絕。據警方說，他激動得前後跳來跳去，不停地打著手勢，“令1000名聽眾著了迷。當他的講演被掌聲打斷時，他便向前伸出雙手，極富戲劇性。在講演的後半部分常出現的‘不’字，也像演戲似的被敵意加重。”這是哈努森式的講演。在兩個半小時裡，希特勒大談德國的危機；他的結論是，在如此混亂的世上，只有猶太人才是勝利者。這是個激動人心的講演，引人注目的並不是他說了些什麼，而是他講演的方法。只有一點他是深信不疑的：這一次，他將合法地，並最大限度地使用品迷人的魅力，以達到其目標。

在類似的重要演講過程中，希特勒常常要喝20小瓶礦泉水，他的襯衣也常被汗水溼透。有時，特別是在夏季，他堅持要在講臺上放置一塊冰，以供涼手。每次講演完畢，他便立即到附近的房間，（這是會議舉辦者提供的）去洗澡。

（5）

在這次及爾後的多次講演中，希特勒好像在遵循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的社會主義路線；在攻擊資本主義和腐朽的資產階級時，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語言。但是，他卻把將城市工人爭取到國社黨一邊來的戰鬥鋒芒留給了一位更有資格的人去承擔。約瑟夫·戈培爾早已去了柏林，走時，他肩背一箇舊書包（裡邊只有兩套外衣，幾件襯衣，幾本書和一疊手稿），買的是三等火車票。抵達後，他發現，柏林區的黨組織混亂不堪。他後來寫道，“在那些日子裡，柏林的所謂黨組織根本名不副實，五花八門的人湊在一起，具有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只有幾百名。”他的說法雖然比他在日記中所記載的要不符合實際得多，但這絕不是誇大其詞。在首都，黨的會議常常變成叫罵比賽，抽耳光之舉成了家常便飯。一次，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與一名叫哈格曼的發生爭吵，兩人吵得面紅耳赤，最後竟以提出決鬥而告終。

擺在戈培爾面前的任務，很明顯，是極端困難的。在他所管轄的近千名黨員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還遭到數量上佔壓倒優勢的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反對。當時的區黨部設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樓內的“骯髒的地下室裡”。“簡直亂透了。財政被弄得亂七八糟。柏林黨區那時啥也沒有，有的是債務。”這種情況不但沒有令戈培爾洩氣，反而使他倍受鼓舞。他將總部遷至一個較好的地方，開始正常辦公，還健全了財會制度——由他親自管理。到1927年2月，區黨部不但全部償還了債務，而且還有1萬馬克左右的固定資產，還擁有一輛舊車。

戈培爾覺得，現在該是壯大黨的組織的時候了。為此，他就得引起厭倦的公眾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聳人聽聞的東西，就像魚需要水一樣”，他寫道，“他們靠此過日子。若不認識這點，任何政治宣傳都是無的放矢。此後，或寫文章，或發表講演，他都儘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講稿都寫得乾脆利落，生動活潑。他的衝鋒隊則在街頭找赤色分子尋釁——尤其是在他們有理時。他的理論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眾；征服了群眾也即征服了國家。“

據房東太太說，凡作講演，他必先在大鏡前練習其姿勢，一練就是幾小時。上臺後，他果然大有長進；不久，他便熟練地掌握了各種各樣的風格，在會議開始前，他總要問清聽講的物件是什麼人。“我該用什麼風格？民族的，社會的，還是感傷的？當然羅囉，這一切我樣樣齊備。”

他常用生動活潑的語言，爭取聽眾。他是個出色的演員，能立即從幽默轉向傷感再轉向謾罵。他常常故意挑動赤色分子，讓他們高聲抗議，從而為其所用。“製造喧譁”，一次他說過，“是反抗的一種有效的武器。”在他看來，宣傳是一種藝術，而他又是掌握這種藝術的高手——他用美國式的招徠術兜售國家社會主義，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貨物似的。

戈培爾在工人住宅區維丁區參戰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紅字樹起路牌，宣稱“資產階級國家快完蛋了”。1927年2月11日，他邀請許多工人參加群眾集會。此次大會是在共產黨人常舉行集會的法魯士大廳舉行的。這是公開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