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末，《我的奮鬥》第二卷出版了。本卷的副標題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是以黨嚮慕尼黑起義提交25點綱領那天以來的歷史為基礎寫成的。它有點像歷史，而不是自傳。自馬基維利（1469—1527，義大利政治家和著述家——譯註）以來，關於政治，很少出現過如此實用的論述。而希特勒關於宣傳和組織的觀點，對只具有街頭鬥爭水平的人們來說，是頗有實用價值的。他對群眾心理的分析表明，他是研讀過幾年前在德國出版的弗洛伊德的《集團心理及自我分析》一書的。“集團極易輕信”，弗洛伊德寫道，“也易受影響。它缺乏批判能力，對它，未決是不存在的。集團之感覺總是極簡單和被誇大，所以，它不知何謂懷疑，何謂未決。”威廉·麥克杜戈爾和古斯塔夫·勒·邦也曾表述過類似的原則，但他們的著作尚未譯成德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竟要維也納的一位猶太人指教：演講者如欲左右群眾，他必須“誇張，將同樣的觀點反反覆覆地重複”。弗洛伊德也指出，群眾是“偏執的，但服從權威……它對其英雄提出的要求是力量甚至暴力。它要求受人統治和壓迫，要求懼怕它的主人”。希特勒從他的同胞那裡取其所需可說是典型的。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論與他的思想聯絡起來，鑄造出一種可怕的武器。

希特勒的這本書也表明，他已劇烈地改變了其對外政策。戰爭結束時他深信，法國是德國的主要仇敵，在1920年7月的一次講演中，他甚至曾說過，一旦猶太人被逐，就與蘇聯結盟。現在，過了6年後，在第二卷的倒數第二章　中，他承認把法國當作主要敵人是錯的，完全反對重新再戰。國社黨的對外政策必須改變，他說，就是說（著重點是他加的）“要在這個地球上為德國人民取得有權得到的土地”。幾頁後，他把話說得更加露骨：“我們要繼續600年前未竟之業，停止德國人無止境的南遷西走，將目光朝上轉移，盯住東方的土地”所謂東方，主要指蘇俄。他攻擊說，蘇俄“在猶太人桎梏下”業已淪陷，命運已把德國挑選出來，征服這塊以猶太人為患的土地。

擴張主義歷來是德國的夢想。1906年，克勞斯·瓦格納寫道：“每個偉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領土。它必須向外國領土擴張。它必須用刀劍的威力驅逐外國人。”希特勒的貢獻在於他將此與反猶主義聯絡起來。他說，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決定。今天的情況是，“冷酷無情的猶太人正為統治各民族而鬥爭。除非使用刀劍，否則，沒有一個民族能將猶太人的黑手從其脖子上除開。”所以，靠了刀劍，他便能消除猶太人的威脅，消滅法國、俄國和馬克思主義，把德國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從在帕斯瓦爾克醫院裡看見幻影以來，靠其特殊的、無系統的、幾乎具有靈感的方法，經過7年的探索，他終於得出了這個結論。

赫斯帶著這本書去見豪斯霍弗教授，問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評論一下？豪斯霍弗看了這本書後“頗不高興”，尤其是（因為他妻子是猶太人）對希特勒的種族主義的惡罵。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間理論與希特勒的征服東方論有何聯絡。“我那時覺得”，他後來回憶道，“它好像是專為盅惑人心而寫的、轉瞬即逝的許多書籍中的一種。非常明白，本書的來源與我無關。”

希特勒對全書作了深思熟慮後，向弗蘭克承認，他不是一個作家。“寫作時，我常常想不起來。”他承認，《我的奮鬥》僅是他為《人民觀察家報》寫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點是確信無疑的，如果在1924年我就知道將來會當總理的話，我是不會寫這本書的。”

在《我的奮鬥》第二卷出版後幾天，希特勒將在霍夫布勞斯酒店舉行的納粹聖誕慶祝活動變成了對猶太人的惡毒攻擊。“基督”，他說，“是早期反對世界敵人猶太人的鬥爭中最偉大的戰士。”（希特勒並未將耶穌看成是個猶太人，而是個不遵循猶太宗教，因而沒有猶太毒素的半猶太人，其荒謬的理由是，他有純潔的思想，只不過有猶太祖父母而已。）他不是和平的使者。他的生活目的和畢生的教導都是要為反對資本主義的權力而戰鬥，為此，他便被他的頭號敵人猶太人釘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業，我阿道夫·希特勒將把它完成。”

幾個月後，自命為彌賽亞的希特勒之最強大的政治武器得到歸還。1927年3月5日，不準在巴伐利亞公開演講的禁令被撤銷。4天后，他在皇冠馬戲院向一大群興奮的聽眾發表了講話。晚8時3分，外邊響起了“希特勒萬歲！”的喊聲。

接著，樂隊奏起了激動人心的進行曲。希特勒穿著軍衣進來了，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