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戈培爾趕快做解釋工作。於是，這位宣傳部長當天上午便向其部下宣佈幾項宣傳要點：“現在，元首已揭露了布林什維克統治者的背叛的真面目，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因而也是全體德國人民，正回到促使他們前進的原則上去——為反對財閥政治和布林什維主義而鬥爭！”他接著說，元首曾向他保證，對俄戰爭將在4個月結束。“但我告訴你們，8個星期的時間便夠了！”

當天下午，在一次社交集會上，戈培爾又在向他們客人他重複他的預言。他對電影女明星奧爾加·契河娃（契訶夫的侄女）說，“你是俄國問題專家。聖誕節前我們到得了莫斯科嗎？”提問題的方式和問題的本身惱了她。她簡短地回答說：“你瞭解俄國，她的土地廣闊無垠。連拿破崙都不得不撤退。”戈培爾一時竟無言以對，只說了一聲：“是這樣。”10分鐘後，他的副官便對這位女演員說：“夫人，我想您要走了，車子已在外邊了。”

蘇聯陷入一片混亂。只在幾小時內，紅軍空軍便喪失了1200架飛機，步兵的抵抗也很不協調。斯大林不相信問題如此嚴重，命令紅軍不得進入德國領土，空軍也只能將空襲距離限制在邊境附近90英里內。他相信，納粹系誤入蘇聯，戰爭能透過外交途徑加以阻止。他一面與威廉大街保持無線電聯絡，一面請日本出面，就德蘇兩國間存在的任何政治和經濟的分歧進行調解。

蘇聯駐倫敦的大使可不抱這樣幻想。在拜訪外交大臣艾登時，邁斯基直截了當地問，英國政府是否準備多少削減其戰爭努力，聽從希特勒的“和平攻勢”，艾登堅定地作了否定的回答。當晚，在向全國發表的一篇感人的廣播講話中，丘吉爾（不久前，他曾說過：“如果希特勒進攻地獄，我至少可在下院裡發表有利於魔鬼的講話”。）將它變成了官方意見。“我們決心粉碎希特勒和清除納碎政權的任何痕跡。什麼也阻擋不了我們——阻擋不了。我們永不會談，永不與希特勒或其任何同夥談判。”他保證盡最大努力援助俄國人。“我們將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呼籲，讓我們也採取並執行同樣的決策。我們將忠實地、堅定不移地執行到底！”

在美國大使館工作的喬治·凱南卻有保留意見。他將他的看法寫成書面材料，作為個人意見轉給了國務院的一個友人：“我覺得，在保衛民主的過程中，若將俄國當作朋友歡迎，會引起對我們的立場的誤解，並免費為德國的戰爭努力提供迫切需要的道義支援。若採取這種政策，我看不出我們能有什麼作為，只能表明與俄國人同流合汙，毀滅了波羅的海各國，向芬蘭的獨立發動了進攻，瓜分了波蘭和羅馬尼亞，毀滅了整個東歐的宗教信仰，從而便同意了蘇俄的國內政策——其政權在國內廣泛地引起恐懼和憎恨，統治的方法也極不民主。”但這不應禁止“擴大物質援助，若我們自身的利益要求這樣做的話。然而，它應把有可能導致人們認為我們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與俄國的戰爭努力一致的東西排除在外”。

對斯大林的獨裁政策，對其隱秘的領土貪婪心，羅斯福也是心中有數的，但他更懼怕的是希特勒。他立刻批准了國務院的一項宣告——該宣告宣佈，援助共產主義有利於美國的安全。他對記者們說：“我們當然會盡力援助俄國”——但未講明什麼時候和如何援助。

羅馬教皇的態度卻一點也不含糊。他雖然不明確地支援德國的入侵，卻也明明白白地表示，他支援納粹反對布林什維主義的鬥爭，稱它為“保衛基督教文化基礎的高尚的英勇行為”。可以預言，許多德國神父都支援這次進攻。有人竟稱之為“歐洲的十字軍東征”，與條頓武士的行動相差無幾。羅馬教皇號召所有天主教徒都要為取得“能使歐洲重新自由地呼吸，為所有國家帶來新的前途的勝利”而鬥爭。

不過24小時，德國公眾的興趣便開始減弱了。在第一次搶購報紙（只載來自前線的一般報道）後，市民們重又正常地生活，似乎此事不外乎是希特勒的另一個豐功偉績而已。6月23日中午17時30分，希特勒及其隨行人員乘元首專列離開首都。“狼穴”，即設在離東普魯士拉斯登堡只有幾英里的森林裡的新指揮部。在指揮部裡，對於取得迅速勝利，人人皆信心十足（指揮部是木屋或鋼筋水泥平房）。希特勒卻百感交集。“我們只要往門上一踢，整座敗落的建築物便會倒塌”，他對約德爾說。片刻後，他又對一名副官說：“每次戰役開始時，我們推的是一扇通向漆黑的房間的門。我們不知道里邊究竟藏著什麼。”

初期所取得的勝利似乎證明崇高的希望並非無理。兩天後，大批戰俘便被抓獲，橋樑也完整無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