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位失寵官員的戰爭宣言。不到數月，沙希特被迫辭去經濟部長的職務。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為，竭力貫徹元首將國民經濟變成為重新武裝——和為戰爭服務的徹頭徹尾的工具的計劃。

假如希特勒死於1937年，即他上臺四週年之際——儘管碰上嚴重的經濟大危機——毫無疑問。他將被作為一個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寫進德國史冊。在全歐，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傑爾杜魯德·斯坦因（他覺得羅斯福令人生厭）認為，希特勒應得諾貝爾和平獎。喬治·蕭伯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為希特勒和其他獨裁者辯護。他發表的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演講，令他的“費邊學社”（系一主張以和平和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之學術團體，1884年創立於英國——譯註）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戰士的激烈反對，言辭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湧來。另一名直言不諱的追隨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險家斯文·海汀。他寫道，希特勒具有為正義而鬥爭的不屈不撓的熱情、遠大的政治目光、準確無誤的卓識遠見，“他真正關心他的同胞們的福利”。海汀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猶太血統，且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為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辯護，另方面又反對其嚴厲的措施。他說，只要你公正地調查一下停戰以來猶太人的行徑，你就會明白德國人為何討厭猶太人。“哪裡透過了失敗主義和奴顏卑膝的政策，那裡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猶太人無疑。共產主義和布林什維主義的先鋒肯定是猶太人。這是一條規律。”他對希特勒之成就的總結可說是出自戈培爾的手筆，“能在短短的四年內將他的人民從最底層提高到自我覺醒、自豪、守紀律而又有權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類尊敬。”

希特勒不僅鼓舞了作為個人的外國人，而且還作出榜樣，在整個歐洲刺激了類似的運動的發生和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法西斯聯盟”，即所謂的黑衣黨。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黨領導人奧斯瓦爾德·莫斯雷爵士與迪阿娜·密特福特舉行婚禮後舉辦的午餐招待會。在法國——在那裡，反猶主義長期以來就是民族主義、忠君主義，有時還是天主教主義的一個方面——查爾斯·莫拉斯領導的“法國行動會”也繁衍起來，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響頗大。此外，在法國還有弗朗斯瓦·德拉羅克上校領導的老牌極右分子組織“鐵十字架”，以至五六個諸如此類的組織。雖然實踐中的法西斯主義令這些非因循守舊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發表的言論和所取得的成就卻將他們動員了起來。他們反對自由國家，反對民主和議會政體。

在比利時，後來稱自己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裡昂·德格雷爾組織了“君王黨”，作為反對共產主義的堡壘。“我們的運動”，多年後他評論說，“是長槍會性質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質的。”在他看來，君王主義是對時弊的一個反動；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義的運動；是反對混亂、無能、瀆職、動搖以及——這是最重要的——反布林什維主義的戰鬥。

法西斯主義的影響波及了美國。在美“德美同盟會”，會員們公開穿起納粹制服：白襯衣、黑領帶、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國，蔣介石秘密組織了被稱為“藍衣社”的精華小組。“現在，法西斯主義被認為是落後的”，許多年後，一會員說，“但在那時，它是振興中國的極先進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標，很明顯，是要維護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義是瀕臨滅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藍衣社的刊物《社會新聞》在一章　社論中寫道，“它拯救了義大利和德國……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鬥爭之精神外，別無他途，一如義大利與德國之所為。”

蔣介石也同樣滿腔熱情。“法西斯主義能否救中國？”他向一群藍衣社會員提出這個問題，並自己作了回答：“當然可以！法西斯主義系中國目前之亟需。”儘管在公開場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厭惡民主，卻督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則（“數十年來，吾人對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卻一無所得”）。“法西斯主義之要旨”，希特勒上臺八個月後，蔣介石告誡其黨的頭目們說，“系對英明領袖之絕對信任。”除非對這樣一位領袖完全信賴，否則，民族之復興實無可能。“所以，毋需多言，領袖定是有革命精神之偉人，定能作全體黨員之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黨員當需犧牲一切，直接為領袖和黨效力，此也即為社會、民族和革命效勞。從吾人參加此革命黨之日期，吾人已將自己之權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獻給此黨及其領袖……為此，吾人才得以被謂為真正法西斯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