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這幾乎是出賣。

在午間的軍事會議上，希特勒表示對溫克完全信任——他稱溫克“是一條真正的漢子”。但在片刻後，他似乎又覺得救援的希望非常渺茫，說：“我今天想躺下歇一歇，安靜安靜。除非俄國坦克已開到臥室前，否則就別叫醒我，讓我作作準備。”可是，他馬上又希望俄國人會在柏林流血致死，然後，他馬上又引用了黎希留（1585—1642，法國政治家——譯註）的富有哲理的名言，作為會議的結束：“我失去了什麼！最寶貴的記憶！這些都是什麼意思呢？或遲或早，這亂七八糟的一團，終將全部被拋在後頭。”

會議結束後，希特勒將一枚鐵十字勳章別在一個矮小的眼中帶著倦意的小兵胸前——他剛炸燬一輛俄國坦克。這個小兵默默地轉過身，朝走廊走去。到那裡後，他倒在地板上，立時熟睡。克萊勃斯的兩名副官高聲抱怨局勢之難熬。鮑曼走到他們身後，伸開雙手，親熱地扶住他們的肩膀。希望還是有的，溫克正在途中。柏林很快會解圍。“元首最困難的時刻，你們仍留在這裡，保持對元首的信任”，他油腔滑調地說：作為報答，他會給你們大莊園的。這兩個副官張著大嘴，不敢置信。作為職業軍人，他們歷來受到鮑曼和他的左右的最大懷疑。

當天，漢娜·萊契大部分時間都呆在戈培爾的住所內。戈培爾似乎忘不了戈林的背叛。他指手劃腳地說，戈林元帥是個無能之輩；由於他愚蠢，他毀滅了祖國，現在呢，他卻要領導全民族！這本身便證明，“在內心深處，他歷來空虛，歷來是個賣國賊。”戈培爾像講經的牧師似的抓住椅背宣稱，那些留在地堡內的人們正在製造歷史，正為帝國的光榮，為德意志這個名字之永垂不朽而獻身。

萊契覺得，戈培爾太做作了。她欽佩他的太太。在6個孩子面前，瑪格達總是高高興興的；待她覺得控制不住時，她便出外。“我親愛的漢娜”，她說，“你得幫我，讓孩子們擺脫這種生活。他們屬於第三帝國和元首。如果這兩者都不再存在，他們便沒有立足之地了。”她最怕的是到了最後的時刻自己會手軟。萊契給孩子們講了她的飛行經歷，還教他們唱歌。孩子們學會後，便唱給阿迪叔叔聽。她也去看了愛娃·勃勞恩。她覺得，愛娃是個淺薄的婦人，整日忙著修染指甲、換衣裳和梳頭。萊契見元首公開與一女人同居，想必吃驚不小，因為她佩服元首，可說是五體投地。

在當天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希特勒憶起了往事。他談到了1933年為了取得政權而作的妥協，以及這個局勢如何延續至興登堡逝世的情況。這又使他再次保證留在柏林。他說，他這樣做後，便可嚴厲地對付軟弱分子。“不然我就不會去行使這個道德權。在危急關頭如果我從首都跑掉，我便不能時時去威脅別人。現在，我必須服從命運的命令。即使我能救自己一命，我也不會這樣做。船長要與船一起下沉。”

在晚間的碰頭會上，柏林軍區司令赫爾慕特·威德林將軍，試圖讓希特勒明白，柏林全城已被包圍，防禦圈正迅速地縮小。他說，靠空投給養已不可能了。他繼而談到了民眾和傷員所受的苦難，但希特勒卻對背叛了他的人們的抱怨不感興趣。“許多人不瞭解我的痛苦。我真無法想象，我給他發過命令的黨的領導人，居然不執行命令。這便把結果全給破壞了。作為個人，也受苦受難。個人的責任範圍越大，就越有必要服從命令。”他憶起，馮·勃洛姆堡陸軍元帥曾給他說過，服從命令只限到將軍一級。他諷刺說，“這是個允許用虛偽的報告去躲避不妙之局勢的制度，尤其是出現困難時。”

他開始為自己的命運擔憂了。他不想讓斯大林將他關在籠子裡展覽。“我決不能讓俄國人施奸計用坦克將我生俘。”同時，他又不能離開柏林。連他自己都拒絕在祖國的心臟指揮戰鬥的話，他怎能叫人去為祖國獻身？

有一次，當元首又在回首往事時，戈培爾的助手維爾納·瑙曼被叫到室外聽電話，他被告知，據美國報紙報道，“一群高階納粹分子，雖未經希特勒批准，卻在陸軍總司令部的支援下”，剛向西方投降。透過瑞典政府轉達的希姆萊建議，走漏了風聲，但報上並未點名，也未洩露訊息之出處。

瑙曼回到會議室後，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幾句，把這訊息告訴了他。希特勒小聲與戈培爾交談了幾句。柏林軍區司令威德林被叫出去——他來到客廳，發現鮑曼、元首的副官和兩個女秘書正在聊天。由於在會議室內受詰，威德林（他的部隊稱他為“瘦皮猴卡爾”）便把希特勒拒絕聽取的事情通通說了出來。他說，他們的唯一希望是及時離開柏林。大家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