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德國已站在極權主義的門檻前了。這樣做不是恐怖而是時代的需要和團結的願望。因循守舊的精神也不是個階級問題。它在科學家中存在，在工人中也存在。“我們希望，這樣便能與國家之精神相吻合，忠實地與政府合作”，德國數學家協會主席對他的同事們說，“無條件地，高高興興地——每個德國人均必然會如此——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及其領袖阿道夫·希特勒總理服務。”

於是，在德國社會的每個階層，在各行各業，都少不了極權和一體。雖然其它國家和民族都在暗自慶幸，這種俯首貼耳是日耳曼人特有的，新政權的鎮壓性也是條頓式的典型，但這兩都卻是經濟、地理環境和時代要求的同一結果。這些踏著國家社會主義的拍子前進的德國人，在熱愛秩序和尚武精神方面各不相同，在殘酷性和傲慢方面也各自有異。

（6）

在歡呼希特勒的陣陣勝利聲中，卻也有刺耳的聲音——國會縱火案審判之拖延。此案拖至秋季的第一天才開審，但至此時，德國共產黨人已令世界大多數人相信，國會的大火是原告縱的。首先，他們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旨在揭露希特勒恐怖的書，但書的內容卻是以想像為基礎的。“我們沒有直接證據，找不到證人，只能暗中與德國通訊”，阿瑟·科斯勒後來供稱，“事實上，具體情況如何，我們一無所知。”

由於有了這一成功，這些流亡國外的共產黨人自己搞了個審判，於1933年9月14日在倫敦開庭，由包括英國的D·N·普里特和美國的阿瑟·加菲爾德在內的國際陪審委員會主審。聽眾席上的名人有喬治·肖伯納——希特勒很崇拜他的作品，特別是《聖女貞德》。肖伯納拒絕入陪審席，只以持異議者的身份出現：“要是犯人被用作棍子去打政府時”，他說，“他的命運早就定了。”經過私設法庭6天的審判後，早可料到的法庭結論公佈了：“對國會大廈系國社黨領導人或他們的代表縱火焚燒一說，存在著嚴重懷疑的根據。”

翌日，德國的審判在萊比錫開庭了。戈林親自插手起訴，被4個被告共產黨人駁得狼狽不堪。戈林大發雷霆，大聲呵斥季米特洛夫（後成了保加利亞總理）：“你這個流氓！等我們出了法庭後再收拾你！”戈林有最後的發言權，但勝利卻在共產黨一邊——全部被法庭無罪開釋。一而再、再而三地說只他自己有罪的範·德·盧勃被判死刑，並被處決。

局外人卻認為，那荷蘭人不外乎是納粹的工具，其縱火的目的是要製造消滅共產黨的口實。許多歷史學者，包括布洛克和希拉，也有同感；但他們的推測都是在弗里茲·託比阿斯的書出版前作的。託比阿斯的書寫得很詳盡，結論是，共產黨和納粹都與此次大火無關，縱火者只盧勃一人。不少歷史學者，包括布拉切爾，對託比阿斯的書提出疑問。儘管如此，他所列舉的事實，與漢斯·莫姆森所列舉者相同。莫姆森的權威文章，是由當代史研究所發表的，而這個研究所是不大可能同意納粹的解釋的。再者，對盧勃的歷史及審判記錄所作的審查和研究表明，他的智力在一般人之上，他之縱火是一個喜歡單獨行動的流浪漢的行為。

萊比錫審判的判決雖受外國輿論的影響，但它也表明，法庭仍保留了一些獨立性。戈林牢騷滿腹，說法官的行為丟臉（“你簡直可說，受審的是我們，而不是共產黨”）。希特勒的回答卻洩漏了天機：“我親愛的戈林，這只是個時間問題。我們很快就會讓那幫老傢伙講我們的話的。反正，他們都該退休了，到那時，再把我們的人安插進去。不過，只要老頭子還活著，我們就沒有多少辦法。”

漢夫施坦格爾說，他是在總理府進午餐時偶然聽到這番話的。那年秋天，他再次努力，試圖讓希特勒走上一條西方更能接受的道路。他給美國大使的女兒、嬌媚動人的瑪爾塔·多德打了個電話，說：“希特勒應有個美國女人——一位可愛的女郎能改變歐洲的整個命運。瑪爾塔，你就是這個女人！”（與眾多元首的心腹一樣，漢夫施坦格爾並不知道，希特勒已有一個情婦即愛娃·勃勞恩，但被棄置）。

“這個送上門來的機會”使瑪爾塔·多德很是“興奮”。她同意與元首會面，並“改變歐洲的歷史”。在凱撒飯店的茶室裡，希特勒吻了她的手，還狼狽地喃喃了幾個字。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正與歐洲最強有力的人物之一面面相覷。“他好像很謙虛，中產階級，相當不活潑，且很靦腆——但又有一種奇怪的溫柔感和令人感興趣的無可奈何感。”在晚餐時她描述了她對他的印象。父親“對我之易受感動覺得非常好笑”，叫她勿沖洗被這位偉大人物吻過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