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認，在過去15年來，我們和其它國家均未將明智的公平正當手段交給德國，而這種手段，當德國從自己的土地上拱手將發動戰爭的政權交出去時，德國是理應得到的。”

希特勒宣佈，他將把自己的決定交給訂於在月底舉行的公民投票。這是希特勒處理問題，在國內爭取廣泛支援的典型方法。宣佈後幾小時，祝賀信便如洪水般朝他的辦公室湧來。“天主教行動”組織還拍來電報，“一致”支援他們的元首。“使元首退出國聯的並非野心”，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馬丁·海德格對他的學生們說，“也不是心血來潮，不是盲目的固執，更不是要使用暴力的慾望；它不外乎是要無條件地為掌握我國人民的命運而明確地負責的願望而已。”（海德格那時是個納粹黨員，數月後退黨。）

希特勒絕未放棄其兩面的外交政策。10月18日，在會見《每日郵報》記者華德·普頓斯時，他的講話既溫和又入情入理。雖然德國人“決不再容忍繼續歧視德國之舉，但他們絕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

對新聞記者發表的保證言辭，在外交界卻意義甚微。德國駐義大利大使致電外交部說，墨索里尼“對我採取之步驟甚為不安，並感深悔。”墨索里尼不但認為德國之退出國聯是對他之威信的一次嚴重打擊，而且“覺得無法擺脫目前局勢，也不知道德國將如何動作。”

墨索里尼的憤怒雖然使元首感到關切，但他仍集中全力，為在行將到來的公民投其中獲得令人信服的授權而奔波。他處之如同競選，利用黨的財力人力，力圖說服人民支援他退出國聯。教會再次給予熱情支援。巴伐利亞的每個主教均批准紅衣主教法拉伯要求投贊成票的宣告：“這樣，民主教徒們便重新表明他們對人民、對祖國的忠誠，表明他們贊成元首為使德國人民從戰爭恐怖和布林什維主義的恐怖下解救出來，使公共秩序得以鞏固，為失業者創造就業機會所採取的卓有遠見而強有力的行動。”它反映了公眾對失敗的戰爭和壓抑人心的凡爾賽條約的憤慨。希特勒之所以要把公民投票之日選擇在12月12日，即停戰協定簽字後一天，其原因就在於此。

他向各階級發出呼籲，似乎他們親如一家似的。“為在世界之林中重新獲得你們的地位而鬥爭之際，內部再鬧矛盾，你們是付不起這個代價的”。他在西門子公司的工廠裡對工人們說，“要使德國不再甘心做個流浪漢，它就必須堅持權利平等。要做到這點，全體德國人民就必須團結一致。接收我為你們的元首吧。我已表明我能領導，我不屬於任何一個階級或集團，只屬於你們。”

在選舉前夕，興登堡與希特勒結成一體——他曾從希特勒處得到鉅額報酬。“明天，請拿出你們的民族榮譽感來，與帝國政府結為一體”，在廣播講話中，他告誡全國人民說，“為了平等原則，為了榮譽的和平，請與我和總理一起，發表意見。要向全世界表明，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已恢復了德國的統一，而且將維護它。”

這個祈求是愛國者很少能抗拒的。次日，清點後的票數表明，95。1％的人投票贊成元首的外交政策；在議會的選舉中，92。2％的選票支援國社黨——選票上唯一的黨。雖然有些外國觀察家嘲笑這一結果（達豪集中營內2242人中，2154人投了元首的票），它卻是德國人心的寒暑表。在外交政策問題上，阿道夫·希特勒不但賭贏了，而且還加強了他在國內的地位。他得到的授權壓倒了一切。在爾後數星期內，他便透過了一項法律，把黨和國家合二而一。該項法律說，國社黨“是德國國家意志的代表，與國家不可分解地聯絡在一起”。

在把德國全人口置於新政權的統治下之後，希特勒的一體化的政策便正式完成了。靠取得同意（和威脅）的辦法，元首取得了相當大的權力，但仍不是個真正的獨裁者。這是因為，軍方甚至正在抱病的興登堡仍有可能反抗。希特勒已將德國引上了獨裁的道路。德國人並不需要用鞭子驅使自己去跟隨正在使他們擺脫經濟危機和剷除凡爾賽條約的恥辱的普格菲（*德國傳說中的英雄——譯註）。

當然，沒有鎮壓，這是不可能完成的。集中營（這是英國波爾戰爭時期的外來詞）已遍及全國，且人們已習以為常。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它都是一種受懲罰的威脅。在沒收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和出版社後，報上也會出現嚴肅認真的抗議。編輯和出版商已雙雙受到控制。隨著帝國新聞局的建立。獨立辦報的最後痕跡也被一掃而光。與新聞自由一起被掃除的還有文藝、廣播、戲劇、音樂、電影和美術。

時至1933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