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姆要不是在異想天開，就是對渦旋在他周圍的陰謀一無所知。

戈林一返回柏林，陰謀便升了級。次日上午，6月29日，星期五，他令普魯士警察部隊和忠於元首的黨衛軍衛隊處於戒備狀態。更重要的是，他以希特勒宣佈緊急狀態為依據，將普魯士之權力攬於一身，將西里西亞之權力授於衝鋒隊東南區司令，並令他逮捕一批褐衫黨徒領袖，解除衝鋒隊司令部所有衛兵的武裝並佔領佈雷斯洛警署。

到此時，軍隊總戒備令業已生效，但許多高階將領仍不相信羅姆有叛亂的企圖。當日上午，有個軍官飛往柏林，當面向參謀總長馮·弗立普陳述了這一看法。這個持有懷疑者是西里西亞軍區司令埃瓦爾德·馮·克萊施特將軍。他當著在場的路德維希·貝克將軍的面對弗立普說，西里西亞衝鋒隊的領導人（羅姆的密友）曾向他保證，褐衫黨的行動準備不外乎是針對軍隊反對他們的戒備狀態所作出的反應。克萊施特堅信，有第三者——他提到了希姆萊——在挑動衝鋒隊和軍隊，令他們互相廝殺。弗立普深表關切，立刻把軍隊辦公室主任馮·萊希瑙將軍召來——早在1933年前萊希瑙就是個忠誠的納粹。他文質彬彬，是個典型的普魯士將軍，他戴著永不離身的單眼鏡，舉止永遠不慌不忙。他聽完克萊施特的陳述後說：“這可能是真的，但為時已晚。”

此時，透過軍隊的渠道，新的證據——無非是謠傳，假報告和篡改過的檔案——像潮水般湧來，以使這些起了疑心的湯瑪斯（耶穌第十二個門徒——譯註）相信，起義得手後，羅姆將處決從弗立普算起的所有高階將領或解除他們的職務。捏造的處決名單，被傳來傳去，假的也好像成了真的。當天的《人民觀察家報》刊登了國防部長勃洛姆堡的一起文單，加重了這個幻影。他宣佈，軍隊忠誠地支援總理。

假使羅姆讀了這篇文章，很明顯，他也未認識到這是對他本人進行警告。他仍沉浸在巴特維塞的良辰美景中，對沖鋒隊要員之光臨他的公寓，他還若無其事地——施禮問候，對當天上午之與元首會晤還深表滿意。當戰時的一位老同志現在的一位將軍警告他，軍隊若不向叛亂的衝鋒隊開槍，他就“犯了個致命的錯誤”時，他仍泰然自若。羅姆當晚的舉止絕不是一個叛亂者的舉止。在懶洋洋地玩完“塔洛克”（這是巴伐利亞的一種紙牌，由3人共玩）後，醫生給他打了一支神經鎮痛針，他便準備安睡。

希特勒卻不然。在巴特戈德斯貝格的德烈森旅館，希特勒的房間簡直成了戰鬥前夕的軍事指揮部，而他卻像一個具有首席指揮權卻又不果斷的將軍。午夜前，他令黨衛軍衛隊指揮官約瑟夫（塞普）·狄特里希率領兩連人馬朝巴特維塞進發。片刻後，由於來了兩個電話，一個是柏林來的，另一個是慕尼黑來的，計劃便急劇地改變了。第一個電話是希姆萊打來的（希姆萊剛對裡賓特洛甫說，“羅姆完蛋了。”）說，柏林的衝鋒隊準備於下午5時起事，計劃佔領政府大樓。在通話過程中，希特勒只作哼哈回答，但一撂下話筒，他便喊道：“這是叛亂！”看來，柏林之衝鋒隊頭子卡爾·埃恩斯特不但不按計劃前往巴特維塞，反而留在柏林指揮叛亂！（他在不來梅，準備作蜜月旅行）。

又來了個電話，打斷了元首的連聲譴責。電話是巴伐利亞的地方長官阿道夫·瓦格納打來的。他說，吵吵鬧鬧的衝鋒隊已上了街頭，還在高呼“軍隊反對我們！”（有些部隊確實出動了，原因是有個神秘的小冊子說：“衝鋒隊，衝上街頭！元首已不再支援我們！”）

希特勒的憤怒變成了驚慌。這就是羅姆叛亂的活生生的證據。“我終於清楚了”，他後來說，“只有一人能反對也必須反對總長（羅姆）。他曾向我表忠，卻又自食品言。為此，我就必須找他算賬。”

他突然決定：他要前往巴特維塞，親身去會會“這窩叛徒”。這使他的同志們暗吃一驚。他命他的專機準備起飛，然後便在土臺和大廳間來回踱步。他百感交集：羅姆怎麼能幹出這等事來？他怎麼能背叛他的元首？

（3）

希特勒顫抖地爬上三引擎的“容克52”。這是一架臨時換上來的飛機，因為原機發生了引擎故障。此時是凌晨2時左右。他一起股坐在位子上，雙眼直視漆黑一起的前方。他的新聞主任奧托·狄迪裡希“對發生的事一無所知”。後來，有個副官讓大家把槍上的保險開啟，他才略有所悟。

確知內情的盧澤心中想著羅姆。他暗自吟道：

紅霞呀，紅霞，

您照耀我們早亡，

昨日昂首騎駿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