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希特勒便下決心採取行動。翌晨，他給數月前就曾警告他要提防羅姆的維克多·盧澤去電，令他立刻前來總理府報到。“他領我進了書房”，盧澤在日記中寫道，“拉著我的手，要我宣誓保密，直到把事幹完為止。”元首感情有點兒衝動地透露說，由於羅姆決心武裝衝鋒隊以反對軍方，所以必須將他搞掉。“元首說，他歷來知道，我是不參與這些事情的，因此，我不能接受慕尼黑的任何命令，只能接受他的指示。”

與此同時，海德里希和希姆萊正在千方百計讓羅姆自投羅網。同日，希姆萊將黨衛軍的一位頭目弗萊赫爾·馮·埃波斯坦召來，告訴他，羅姆正在密謀叛亂。埃波斯坦應將此事轉告各軍區司令，自己則讓部隊處於“謹慎的緊急狀態”，讓他們在兵營候命，以備急時之需。透過部隊的渠道，警告便在幾小時內傳達下去了：軍隊總辦公室主任通知各級軍官，由於衝鋒隊的政變已迫在眉睫，可向支援部隊的黨衛軍發放他們所需的武器。

此時，希特勒已完全相信羅姆是在密謀叛亂。他對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說，他將把所有衝鋒隊司令召至巴特維塞——這是個溫泉，位於特幹塞河上，羅姆在該地休養。希特勒繼續說，待他們全體集中後，他將親手逮捕他們，“與他們算帳”。部隊已作好行動準備。首先，國防軍總司令瓦爾納·馮·弗立普將軍釋出命令，使全軍處於戰備狀態。休假被取消，全軍將士回營。

幾乎同時，赫斯在電臺全國聯播節目中發表了一起出色的講話。它既是對羅姆的警告，也是對他的請求。“背信起義者可悲！認為透過叛亂可為革命服務者可悲！”接著，他便說，這些密謀者是“荒誕的理想主義者。”通篇講話均可說是希特勒的，因為它敦促羅姆放棄他的二次革命，重新歸隊。次日，赫爾曼·戈林發出了一個更直言不諱的警告：誰要是腐蝕了對希特勒的信任，誰就得“用頭顱償還。”身在巴特維塞的羅姆，雖然與世隔絕，對這些預兆，也本應有所風聞。4月28日，德國軍官聯合會將他開除出會。這又是個前兆。

在柏林，關於即將攤牌一舉，流言四起。同日，塞夫頓·德爾默便從巴本的新聞顧問的助手那裡得悉了關於希特勒進退維谷的第一手訊息。“為爭奪興登堡的繼承權，我們正在作戰”，他解釋說，以希特勒為一方，以副總理及其保守派為另一方。他預言，下次內閣會議上肯定會攤牌，巴本將迫使希特勒“鎮壓”羅姆及其二次革命的同夥搞的“恐怖的無政府主義”。倘使元首予以拒絕，巴本集團便會辭職，興登堡便會解除希特勒的職務，將政權交給軍隊。“不管事態如何發展，我的老闆認為，他已抓住了希特勒的小辮子。如果他接受，他的權力便被剪除；如拒絕，軍隊便會接管。我希望希特勒拒絕，即使可能意味著火併！”

此時，元首在埃森，還參加當地一地方長官的婚禮，表面上好像在歡度假期。另一個客人盧澤卻在犯愁。“我覺得”，他在日記中寫道，“趁元首不在柏林，有眼看不見，有耳不能聞，只能靠電話通訊的機會，把‘那件事搞嚴重，並加快步伐，這是適合某些人的需要的。”

確實，在這一陰謀的發展過程中，電話起了主要的作用。希特勒與戈林一抵達新郎新娘家中進婚禮早餐，希姆萊便從柏林打來電話，唸了一系列令人吃驚的報告。當戈林得知想像中的衝鋒隊的陰謀後，不住地點頭稱是。希特勒大怒，連忙趕回他設在當地的總部。“在旅館的房間內”，盧澤說——盧澤也是被匆忙召來者——“電話幾乎不斷。元首在沉思，但是很明顯，他現在不得不採取行動了。”

戈林的秘書帶著希姆萊關於褐衫黨徒即將起義的進一步訊息匆匆趕到。這使會議頓時活躍起來。這份報告，連同海德里希的一個特工人員帶來的報告——該報告說，羅姆的衝鋒隊剛剛辱罵了一個外交官——使希特勒按捺不住。“我受夠了”，他說，“我做個榜樣給他們瞧瞧。”他令戈林趕回柏林，在收到暗語（“蜂雀”）後便著手行動。接著，他自己打了個電話給身在巴特維塞的羅姆，對據說騷擾了外國人一事進行批評。他帶點兒火氣說，這是不能容忍的，並告訴羅姆，將衝鋒隊領導人全部集中在巴特維塞，他要向他們發表講話。時間是兩天後上午11時。

這次通話並未使羅姆擔憂，或者說，他假裝不擔憂的樣子，因為回餐桌旁時他似乎“很是得意。”他對客人們（內中有馮·埃普將軍）說，希特勒將於6月30日參加衝鋒隊領導人大會，還得意地說，這將給他提供一個“撕下戈培爾的假面具”的機會。他知道，衝鋒隊和軍隊是可以指望的。這種不現實的言論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