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刻薄地說，“我跟許多人都吵過架，但我得把一切都緊緊結合在一起。我們是戰爭中的一支軍隊。”他辯解說，正義與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別忘了，每個革命都有它自己的受害者！”希特勒明白，對於清洗，弗蘭克是反感的，但現在已無可挽回了。

“我的死敵太多了。現在，一切都得靠我的權威。”弗蘭克說，警方的權力太大，眾多黨員又將法律握入自己手心。希特勒回答說：“只有把政治需要交給其它機關，法律和監察才能為社會提供最佳服務！”

對集中營越來越多一事，希特勒居然也有個答案：“如我與莫斯科一樣，有廣闊無垠的西伯利亞，那我就不需要什麼集中營……世界上有誰在談論布林什維主義的數以百萬計的受害者？世界上的猶太報刊之所以追逐我，是因為我反猶。斯大林先生是他們的心肝寶貝。”弗蘭克把辭呈撕成了碎片。

巴本卻沒有如此容易說服。他堅持要他的新聞官的殘骸——骨灰盒——並在施安貝格公墓舉行適當的葬禮。希姆萊警告說，這可能會招來公眾的遊行示威，但巴本置之不理。他不但在葬禮上發表了一起動人的講話，而且還不斷寫信猛轟元首，對繼續監禁其4名下級人員提出抗議，並要求對其新聞官之死進行公開調查。希特勒變換手法，裝出一副耐心的典型的樣子，勸巴本勿操之過急。他說，在48小時內國會將舉行特別會議。聽取關於清洗的全面解釋。到那時，他將以元首的身份對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包括“過份熱情”時所發生的不幸事件。

7月13日是星期五，克羅爾劇院周圍戒備森嚴。一位老外交家評論說：“在其它國家，政府處於水深火熱中的情形我見過不少，但是即使在沙皇政府處於最危險的時期，我也未見過這種情形。”從總理府到講臺的路上，兩邊都有警察和黨衛軍重兵警戒，劇院的各個休息廳都被反覆搜查。大小進口處都由頭戴鋼盔手執大刀的軍隊把守，禮堂內則安插了眾多的便衣暗探。“美國、法國和俄國大使均拒絕出席——沒有人看不出，在締造政權的人們中，一個狂暴的、既敵對又恐懼的時期開始了。”

上午8時，臉孔嚴峻的希特勒走上講臺。他扶住講臺，好像要保持平衡似的。他伸出一臂，生硬地行了個抬臂禮，接著便以較往常更嚴厲的聲音開講，似乎在向聽眾保證，他希特勒已再次控制了事態。關於清洗，他作了一個冗長而動人的解釋。他解釋說，清洗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各個集團採取了叛國的行動。他將這些集團稱為“破壞分子”和“國家的病態敵人。”這可謂是在描述早期的他——以及他現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天生的講故事者的技巧，描述了事態發展的全過程，一直講到他如何戲劇性地作出決定，親手參與平叛。他的表演，把劇院內的每個人都弄得有如吃了符咒——外國觀察家除外。在全國，人們圍在收音機前傾聽他的講話——同樣被弄得神魂顛倒。在美國大使館，曾發誓不再聽德國總理講話，除公事外不再與他會晤的多德大使（“一看見此人，我就有恐怖的感覺。”）也在聽希特勒的講話，但不相信他所宣稱的只有74名策劃者——包括數名文官和黨員——在這場醜聞中喪生。他也不相信處決了3名曾“不知羞恥地虐待過”在押犯人的黨衛軍之說。最後一說，顯然是要說服巴本，曾屠殺像他的新聞官那樣的無辜者的兇手已受到懲罰。這種言歸於好的精神也以菩提議特赦而延伸至那些曾參與反叛、尚未受到懲罰的人們身上。“德國人民所能得到的珍寶是內部的秩序和國內外的和平。讓我們大家都為此承擔責任吧。在這一歷史關頭，本人準備對過去24小時內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在這24小時中，本人作出了生氣最痛苦的決定；在焦急地考慮如何牢牢地掌握這個世界所賦予我們的最寶貴的東西——日耳曼人民和日耳曼帝國——的關鍵時刻，命運再次教育了我！”

仔細挑選過的聽眾唰地站了起來，熱情地向他鼓掌。就在高潮迭起的時刻，這次大會的主要目的也立時完成了：國會一致透過提案，把屠殺以“保衛國家安全的緊急措施”的名義合法化了。這樣，希特勒便在事後獲得了屠殺許可證。連片言隻字的反對都沒有。立法者將希特勒奉若神明，使他成為法律的唯一來源。

批准希特勒對沖鋒隊進行殘酷的清洗和殺害馮·施萊徹爾及馮·勃萊多夫兩將軍的軍方人士並不只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一人。軍官團對兩同志之死竟泰然處之，對希特勒之所為視而不見，理由是，鎮壓迫義是對國內和平的保證。“我們對這一事件的結論”，卡爾·鄧尼茨回憶說，“完全受內閣決議的影響。這個決議援引了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