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賓特洛甫沒了主意，連忙打電話給阿託利科大使徵求意見——他說，不是因為他是大使，而是因為他是俄國問題專家。阿託利科同意大島的看法，認為軸心國若與克里姆林宮接近，俄國人便更容易在巴黎和倫敦“把貨物吊起來賣”。

苦惱的裡賓特洛甫想必與身在貝希斯特加登的希特勒在電話裡討論過此事並取得了新的指示。當晚。裡賓特洛甫便向莫斯科發出另一封電報，取消了先前主動向俄國人作的建議。馮·德·舒倫堡大使若未收到新的指示便不準輕舉妄動。

希特勒認為，接觸的俄國人級別太高了，便令威茲薩克去探聽阿斯塔霍夫的口風。3月31日，他按指示執行。從內容和語調上看，他們的談話都讓人恢復信心。元首於是便於當日晚些時候發電給舒倫堡。指示他一定要“與蘇聯進行談判”。這封電報剛一發出，另一封又發了出去，建議恢復與俄國人進行的經濟談判。然而，斯大林的疑心超過了希特勒的疑心。到6月底，由於未取得重大成果，希特勒便下令中止談判。雙方似乎都急於要共度的密月也就告吹。

斯大林所追求的西方，在達成協議方面，並不比希特勒更有所進展。在倫敦，由於克里姆林宮不願認真談判，哈利法克斯勳爵已忍無可忍。他向邁斯基抱怨說，什麼都說不行，這並不是談判。它“酷似納粹對待國際問題的方法”。蘇聯於6月29日透過《真理報》對此作了回答。《真理報》的這篇題為《英美政府不願在平等的基礎上與蘇聯簽訂條約》的文章寫得非常辛辣。蘇聯在遲疑的真正原因是，它積極地懷疑英國的目標是將它捲進對希特勒的一場戰爭中去，而自己則將軍事上的損失減至最小。同樣持懷疑態度的日本駐倫敦大使向東京報告說，據自己的印象，英國又與通常一樣，在耍兩面手法：用與蘇聯進行的條約談判威脅希特勒，用與德國保持和平的計劃反對斯大林。

與此同時，希特勒整個夏季都躲在貝格霍夫，既不在外交界拋頭露面，也不發表重要的演說。這段的沉默也許是其自身拿不定主意使然，也許與其信念有關：大部分問題，你若不管它，它們便自行解決了。不管屬何種情況，他都不可能做出更能使對手混亂的事情來。這是個被動消極的季節。他耐心地傾聽著墨索里尼寫來的書面警告——是由一位將軍親自送來的。墨索里尼說，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又說他們兩國都需要和平。“要到1943年後戰爭的努力才會有最大的勝利前景。”當將軍唸到墨索里尼不大願意參與歐戰時，希特勒並不想與之爭辯。他自己的意圖還是孤立波蘭，把戰爭限制在區域性。至於如何做到這點，他並不需要聽一個義大利人的高見。

在他的幾個副官看來，他明顯地輕鬆多了。他於7月中旬下山，在慕尼黑作了短暫的停留，在國家歌劇院觀看了專場為他演出的《湯好色》（Tannhauser，德國13世紀時，一武士兼抒情詩人，裨史載其在維納斯堡一山洞裡與維納斯縱情淫樂，後懺悔。瓦格納據此寫的歌劇也叫Tannhauser，中譯為《湯好色》——譯註）。這部歌劇還有個新的特點，是專為這位國家元首希特勒增加的情節：兩名全裸的姑娘，一名演歐羅巴，騎在公牛上；另一名演麗達，帶著天鵝。

一星期後，他到了白萊特，參加了一年一度的瓦格納音樂節。這次音樂節除演出了《戒指》外，還增加了扣人心絃的《崔斯坦與帕西法爾》。每次演出他都邀請他中學時期的朋友庫比席克前來觀看，但直到8月3日，即《歌德達馬隆》末場演出後一天，他們才相見。那天下午，黨衛隊一名軍官陪同庫比席克來到萬弗裡德旅館。希特勒用雙手緊緊握住老朋友的右手；庫比席克感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庫比席克有點不好意思地拿出一疊印有元首的照片的明信片，想讓希特勒簽名，以便帶回奧地利去分發給朋友。希特勒戴上老花眼鏡——他很小心，遇有拍照都將眼鏡取下——熱心地在每張明信片上簽名，庫比席克則在旁小心翼翼地將墨跡一一弄乾。之後，希特勒便領庫比席克到花園瞻仰瓦格納之墓。“我很高興”，他說，“能在同一地方再次碰到你。這是我們倆過去最崇敬的地方。”

由於當了元首，肩負重任，希特勒的私生活已難得有趣，而這一小插曲是罕得有的私生活的一個例子。給愛娃·勃勞恩的時間也很少；直到1939年年初她才住進總理府內的臥室。她睡在興登堡生前的臥室裡；室內的主要飾物是一幅俾斯麥的大像。元首有令，窗簾永不準拉開。這間憂鬱寡歡的臥室（及一梳妝室）可與元首的書房相通。但他卻要她透過傭人專用門進出他的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