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希勒這位猶太作曲家，允許他在奧格斯堡音樂學校裡任教，為什麼猶太人就不能個別看待呢？她爭辯說。她所認識的那幾個猶太人，不但是本行業中的行家，而且也是寶貴的人。

“那都是你的經歷”，希特勒想了想後說，“假若我也有類似的經歷。我可能不會走上現在的道路。但，我的經歷大不相同——像我在維也納的經歷那樣。”他必須把德國人民的命運看得高於一切。“猶太人獨立生活著，為自己的法律服務，從來不為他成為公民的那個民族或國家而活著，或服從於那裡的法律。他不屬於德國人民，在我們中，他僅僅是客。但，做客也與1918—1933年這個時期不同。那時，他們霸佔了藝術界、文學界、新聞界、商界和銀行界的最高職務。讓我國人民在自己的民族特點的基礎上重新建立牢固而健康的前途，這是我的責任。使德國人民，特別是德國工人，能安全地生活，並有光明的前途——這是我畢生的任務。”這番話是為拒絕她“原則上”的要求而說的。奇怪的是，當他再次前往慕尼黑時，他一反常態，居然同意重新起用皮希勒教授。

如同1938年初，偽稱捷克在邊境上調動軍隊曾促使希特勒過早地採取行動一樣，國外針對“水晶之夜”而發的抗議風暴，也可能加深了他對猶太人的憎恨，並促使他尋找對付他們的新辦法。1939年2月21日，他對捷克外交部長契瓦爾科夫斯基說，對一個未消滅猶太人的國家，德國是不會提供保證的。這就表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客觀性。“我們的友善不外乎是軟弱，我們也覺後悔”，他說。“這些害人蟲必須消滅。猶太人是我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到本年底，德國的猶太人將一個不留。”他們決不會像18年11月那樣，逃脫懲罰。“與他們算賬的日子到了。”

幾天後，外交部向各外交使團和領事館發出一份通知，指出猶太人問題系德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因素。“德國對猶政策的最終目標”，通知說，“是實現住在德國領土上的全體猶太人的移民。”自國社黨降臨以來，只有10萬多一點猶太人從德國移民出去，在新的東道國安家落戶。這個移民數量雖小，但已引起美國、法國、荷蘭和挪威各國本土居民的抵制。儘管德國在道義上進行了譴責，西方國家像隱士一樣，將邊界封閉，不準希特勒的猶太人入境。這個地方突然反猶的火藥味十足，這就證明將猶太人大規模運送出境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知在結尾說，德國政策的目標“是在將來將猶太人問題獲得國際解決，它決不受對‘被驅逐的猶太小教’的虛偽同情所左右，而是基於各民族的成熟的認識，即，猶太人將給各國的民族生存帶來危險。”

1月29日，希特勒更明目張膽地宣佈了其突然改變了的戰術。在慶祝納粹黨掌權6週年的大會上，在向國會作的演講中，他向世界猶太人宣戰。意味深長的是，在幾小時前，他曾令海軍在五年內建成一支強大的潛艇艦隊。他攻擊說，英國、美國和法國，“至今仍不斷遭猶太和非猶太鼓動家的煽動，仇恨德國和德國人民”，而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安靜和平罷了。他說，這些旨在帶來戰爭的謊言及企圖，絲毫影響不了德國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態度。這也是自他上臺以來首次挑開最終計劃的面紗：“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歷來是個預言家，也常因此遭人恥笑……我將再次做個預言家：如歐洲內外的猶太金融寡頭得以將各國再次拋入世界大戰中，那末，結果將不是地球的布林什維克化，不是猶太人的勝利，而是猶太種族在歐洲的被消滅！”他這個偏執狂是在向猶太人高喊：“住手！你們在迫我殺你們！”

（3）

在過去一年中，希特勒毀滅了一個主權國家，瓦解和癱瘓了另一個主權國家，並在這一過程中令西方卑躬屈膝。1939年預示著更大的政治征服。1月1日，墨索里尼終於下定決心，接受了德國在去年秋天所作的提議，將“反對共產國際公約”從只起宣傳效果的條約變成不折不扣的軍事聯盟條約。“在這個月中”，齊亞諾在日記中寫道，“他計劃讓公眾輿論接受他的觀點——對公眾輿論，他不屑一顧。”理由：墨索里尼生怕與西方發生戰爭，現已是不可避免了。

在新年文告中，希特勒宣佈，德國政府的希望只有一個：“……在新的一年中，我們希望能為世界的和平成功地作出貢獻。”在他的“和平”計劃中，下一個步驟是全面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一些時候以來，對慕尼黑條約他深覺後悔，因為，很明顯，他原可把整個捷克吞併而又不會遭到報復的。現在呢，他卻要尋找某種人們接受得了的藉口，以便向捷克進軍，把殘留部分拿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