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的商業之盛和消費水平之高，已是全國在數的幾大城市之一，康熙六次南巡，過揚州，儘管不如乃孫乾隆六次南巡的奢華糜費，為了接駕，揚州仍有不少動作。即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第五次南巡來說，那時《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既是江寧織造，又是兩淮巡鹽御史，大修揚州塔灣行宮（遺址在今三汊河高旻寺內），當時的盛況是：“行宮寶塔上燈如龍，五色彩子鋪陳古董詩畫無計其數，月夜如晝。”如《紅樓夢》第十六回趙嬤嬤說的：“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字竟顧不得了。”也即詩人張符驤所諷刺的：“三汊河干作帝家，金錢濫用比泥沙！”接駕的需要（鋪陳詩畫），裝點風雅、文化消費的需要，就像揚州當時的茶樓酒肆“甲於天下”一樣，寄居揚州的詩人、畫家，人數之多，也是全國之最。人多，競爭也激烈。一個初到揚州的人，沒有有力者的扶持資助，沒有面目一新的筆底功夫，在這塊土地上立足是很困難的。

汪士慎來到揚州，面對的就是這樣的現實。在形單影隻的孤立情況下，從一開始，汪士慎就得到馬氏兄弟的熱情庇護與支援。

談到“揚州八怪”，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涉及到馬氏兄弟，他們或多或少的，或臨時或長期的，都從馬氏兄弟那裡得到過幫助。能進出於馬氏的街南書屋或小玲瓏山館，對學者、詩人、書畫家來說，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慰藉。主人的橫溢的才華，豪爽的性格，熱忱的態度，和他家豐富的藏書、優雅的環境，使眾多的文化名人賓至如歸。生活上的照顧固不必說，那種熱烈而和諧的文化藝術氣氛，使每一個到這裡來的人受到感染，也在相互交流中得到教益。當時在揚州比他家富有的鹽商多矣，奉承皇帝者有之，供自己揮霍者有之，一擲千金聊博一快者有之，當然也有商而不俗，關心文化的，但像馬氏兄弟這樣以扶持文化為己任，不吝金錢，長期不懈，樂此不疲，卻是極難得的。杭世駿《道古堂文集》中說：“半查（馬曰璐號半查）兄弟不以俗學繕性，而志不求時名。清思竊渺，超絕塵埃，親賢樂善，惟恐不及。”符葆森《國朝正雅集》引陳章的話說：“以道義相劘切，以文章相期許，風雨晦明，始終無間。……而豈世之務聲氣、矜標榜所可同日語哉！”

不是過份之譽。

也許是同鄉的緣故吧（馬家祖籍安徽祁門），汪士慎來揚州不久就作客馬家，並長期在這裡生活，得到的照顧自然較“八怪”其他人為多。汪士慎有別號“七峰居士”，據說就因為馬家小玲瓏山館有個七峰草堂。

馬氏兄弟與諸名士結有邗江吟社，金農、高翔、華嵒、陳撰、厲鶚、陳章、姚世鈺、蔡嘉、朱冕等，都是吟社中人，汪士慎很快與他們結下了友誼，經常一起，詩畫交流。有記載的汪士慎雍正七年（1729年）所繪竹石圖，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

與汪士慎交誼最深的，當推金農和高翔。金農是畫梅高手，汪士慎也最擅畫梅。據載馬氏兄弟曾從南京移來老梅樹十三本，植於小玲瓏山館，一時詩人皆有詩描述，汪的寫梅，也許與此有關吧。高翔也以畫梅著稱。金農對他們的畫梅，極為讚賞，曾寫道：

舟屐往來蕪城，幾三十年，畫梅之妙，得二友焉。汪士慎巢林，高翔西唐，人品皆是揚補之、丁野堂之流。巢畫繁枝，千花萬蕊，管領灞橋風雪中；西唐畫疏枝，半開軃朵，用玉樓人口脂，抹一點紅；良縑精楮，各臻其微。

藝術家的相互推崇，溢於言表。但金農性好遊，常常外出，朝夕相處的，唯有高翔。

汪士慎和高翔的足跡，幾乎遍及了揚州的角角落落。他們聯袂泛舟在瘦西湖的前身保障河；眺望今蜀岡觀音山一帶的隋宮故址；維舟在據說為避免隋煬帝的葬處遭受雷擊而建起的鐵佛寺（在今蜀岡茶場）；宴飲在王漁洋集眾“修禊”，唱出了“紅橋飛跨水當中，一字欄杆九曲紅，日午畫船橋下過，衣香人影太匆匆”的紅橋；踏訪過西北的田野和歷史陳跡；登過紀念李善注《文選》的“文選樓”。在小玲瓏山館裡拍案誦詩更是常事。只要多日不見，便有詩相寄或相憶。汪士慎《贈西唐五十初度二首》之一雲：

猿鶴狐蹤不易同，到今誰復問窮通。

七條弦上知音少，三十年來眼界空。

每欲放杯還藉酒，不言生計轉如篷。

相交相愛垂垂老，朝夕過從風雨中。

他們確是“知音少”中的知音，“眼界空”中的知心，決非世俗之交所能相比的。

乾隆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