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向社會提供，但不能向特定企業提供。

而從該中心的情況看，申請資金共5000萬日元，其中裡庫路特公司佔4000萬日元，實際上被裡庫路特公司控制了。因此，勞動省不少官員對這項計劃表示異議，審批工作遇到了麻煩。

加藤在這個問題上助了裡庫路特公司一臂之力，說服了那些面露難色的官員，終於透過了這項計劃，使該中心於1984年3月宣告成立。在加藤的斡旋下，該中心的理事長由從勞動省退休的官員出任，由此勞動省官員和裡庫路特公司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得到了加強。

由於加藤在這些幕後交易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裡庫路特公司除經常招待他打高爾夫球、釣魚、派漂亮的姑娘陪著遊玩外，1986年10月30日即該公司股票上市的前一天，以每股3000日元低價轉讓股票3000股；資金全部由該公司系統的金融機構貸款墊付。加藤在股票上市後立即拋售，一夜之間淨賺了690萬日元，中飽私囊。

在阻止修訂《職業安定法》等問題上，除加藤外，原勞動省職安局業務指導課課長鹿野茂、自民黨“社勞族”議員遠藤政夫、有馬元治、大坪健一郎、板本三十次、愛知和男、洪田卓二郎，社會黨議員上田卓三，公明黨議員池田克也等人，均為裡庫路特公司收買的物件，有些人接受捐款、賄金，有些人接受股票，都得到了好處。其中公明黨議員池田克也利用其眾議院文教委員會委員職務，接受裡庫路特公司的委託，多次在國會幾個委員會替裡庫路特公司遊說，並從裡庫路特公司接受賄金700萬日元和股票5000股。

前文部省事務次官高石邦男是裡案涉嫌人中另一個地位顯赫的高階官僚。高石與裡庫路特公司的交往可追溯到1976年，那時他擔任文部省管理局振興課課長。裡庫路特公司聘請他為講師，介紹各類專科學校情況。該公司根據他的指導，發行《專科學校指南》，開闢了新財源。但因這類學校開停無常，加之情報常有出入，求學者控告裡庫路特公司的事時有發生。高石作為該公司的高參，不僅在業務上進行指導，還替該公司平息這類糾紛，袒護其過失。

高石1986年6月升任文部省事務次官後，仍與裡庫路特公司保持密切聯絡，還聘請江副浩正為教育課程審議會委員，大學審議會委員。作為酬謝，該公司於1986年9月30日向他轉讓股票1萬股，全部資金也由該公司系統的金融機構貸款墊付。在文部省與裡庫路特公司之間的幕後交易中，前文部大臣森喜郎也起過穿針引線作用，並於1984年12月從裡庫路特公司接受股票3萬股。

日本電訊電話公司的前總裁真藤恆，是裡案中又一重要涉嫌人物。日本電訊電話公司原為國營企業，稱為日本電訊電信公社。作為中曾根內閣行政改革的一項內容，自1985年4月1日起改為私營企業，但其1/3股份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它是同一般私營企業有所區別的半官半民的“特殊法人”。而且，這個公司同國營企業一樣，有禁止利用職務之便受賄的明文法律。在這樣一個特殊法人中，其中大總裁真藤恆透過其秘書於1986年9月從裡庫路特公司接受股票1萬股，兩名董事長谷川壽彥和式場英也分別接受1萬股和5000股。那麼它們之間到底有過什麼幕後交易呢？

原來，裡庫路特公司迄今依靠各種情報雜誌的出版發行雖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但鉛字媒介顯然已落後於時代，要想繼續發展就必須掌握新媒介、新技術，即計算機情報技術和電訊技術。但這對一無裝置、二無技術人材的裡庫路特公司來說，是“第二次創業”，艱難且帶有風險。於是江副找到了靠山，全面依靠擁有先進裝置和雄厚技術力量的日本電訊電話公司，並得到了真藤總裁的支援。

從日本電訊電話公司方面看，由於從1985年4月開始在國內推行電訊業的自由化，出現了不少向日本電訊電話公司挑戰的競爭對手。為了戰勝對手，也需要拉攏與自己能夠合作的企業，進而把它變成自己的“別動隊”。由於互有需求，江副與真藤開始了全面合作。

江副在真藤的有力支援下，大膽地進行了裝置投資。1985年57億日元，1986年166億日元，1987年238億日元，1988年484億日元，4年內翻了三番。日本電訊電話公司不僅派長谷川和式場這兩名專家指導裡庫路特公司的通訊業務，而且把自家的線路“賣大戶”給裡庫路特公司。裡庫路特公司則利用日本電訊電話公司的線路經營分線零售業務，降低成本、佔領市場，壓倒了競爭對手。

除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