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工。他們收集企業招聘廣告，出版《企業介紹》（後改稱《裡庫路特手冊》）等刊物，嚮應屆高中、大學畢業生出售，以謀生計。創業時，一無房產，二無雄厚資金，加之同業競爭激烈，經營頗為艱難。

3員兵將不分高低，每月只能分得9000日元生活費，連大企業普通工人平均工資的一半都不到。然而，6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和“招工難”、70年代末期以來的情報化潮流，使這個小小廣告社走上紅運，雜誌暢銷、財路漸開，成為令人刮目相看的暴發戶。一個60年代的小企業，70年代成長為中型企業，80年代跨入大企業行列。1984年，該社正式取名為裡庫路特公司（英文recruit，徵募之意）。該公司在1988年擁有27個子公司，6200多名職工，經營廣告、不動產、旅遊、飯店、農嘗計算機通訊服務等多種業務。1987年銷售額達1839億日元，申報收益達305億日元，名列日本企業的第130位。1984年，江副浩正加入經濟同友會，兩年後被選為該會幹事，其間該公司也加入了日本最大經濟團體——經團聯。

經營上的突飛猛進，使江副這個只埋頭做生意的企業家也學會了拉攏收買政界要人和社會名流的關係學。這也許是擴大企業的社會影響、不斷開拓生財之路所必需的。據估算，80年代該公司每年支付的“社交費”多達10億日元，8年間開銷80億日元。公司部長級幹部每年的社交費達1500萬日元，江副等高階領導人的社交費達上億日元。行賄的辦法是多種多樣的：請客吃飯、招待高爾夫球、釣魚之類不過是“小意思”；竟選議員，分頭去送捐款，一送就是200萬日元；出任大臣，“車馬費”送100萬日元；政治家為搜刮資金辦宴會，少則幾十，多則上千張的認購宴會卷；請政客、官僚到公司講演，每次付酬一二百萬日元；加入政治家們開辦的這個會那個會，定期捐款；為政界要人的子女安排工作、介紹職業等等，不一而足。不過，江副的關係學不算太精明。他是廣種薄收，不怕花冤枉錢。據說，有一次一位財界幹部死了，他就送香火錢多達100萬日元。不僅沒有得到讚賞，反而成了人們的笑料。

這次轉讓股票是拉攏政界要人的新花樣。1984年12月和1986年9月兩次轉讓物件多達155人，其中多為政治家、政府官員、財界、新聞界和教育界的名人。這些人以每股1200—3000日元的低價接受股票，購買股票的資金又是由該公司系統的金融機構貸款墊付。他們在1986年10月底股票正式上市後看其價格上漲拋售，上市時達每股5000日元，翌年4月上漲到7000日元，坐收漁利。從表面上看，股票的買與賣合理合法，但從實質上看，該公司把投機賺錢的機會和手段拱手捧給特定的權貴們，實屬行賄和受賄，在合法的外衣下隱藏著權力和金錢之間的骯髒交易。

讓我們揭開合法的外衣，看一看裡案中權錢交易的內幕吧。

在裡案涉嫌人中地位最顯赫的政府文官有兩名：一是勞動省事務次官加藤孝，一是文部省事務次官高石邦男。事務次官相當於副部長，在日本政府的文職官中是最高一級幹部。

由於日本實行的是公務員制度，內閣更迭頻繁易人，而政府文官的升遷不受內閣換班的影響，因此各省廳的業務大權實際上掌握在事務次官以及局長、課長等人的手中。

加藤孝升任勞動省事務次官的時間是1986年6月，在這之前（1983—1986年）擔任該省職業安定局局長。他同裡庫路特公司結緣正是他當局長的時候。那時，勞動省經常收到群眾和全國最大工會團體總評指控裡庫路特公司的告狀信，說該公司的就業情報常有出入，不少人受騙上當，勞動省職安局根據這個意見，準備修訂《職業安定法》，嚴格有關就業情報刊物的發行條例。毫無疑問，這對裡庫路特公司的生意是個不祥之兆，有可能砸了它發家時的鐵飯碗。於是，該公司決定設法阻止這項法律的修訂工作，並立即開始了對勞動省官員以及有關人員的收買工作，加藤就是該公司收買的主要物件之一。裡庫路特公司的收買工作立杆見影，加藤於1984年就決定暫緩該局原定對《職業安定法》的修訂工作，只要求有關企業自我約束。

差不多同一時期，由裡庫路特公司牽頭，幾家情報企業計劃在東京都文京區設定“僱傭情報中心”，申報勞動省審批。

這項計劃必須得到勞動省的支援，因為勞動省不向這個中心提供情報，設定這個中心就毫無意義。但是，勞動省作為政府部門，它的情報